1995年,時任副首相安華贊助召開“伊斯蘭與儒家文明對話”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於1997年出版,2019年再版,2023年出版中譯本。這過程中,安華人生跌宕起伏,淪為階下囚、翻身為在野黨領袖,並於2022年登極任相。於是,這會不會是趁熱度而出版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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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30年前的英文書,還有譯成中文的必要嗎?
這是我讀《伊斯蘭與儒學:文明對話》時,腦中揮之不去的疑問。我當然知道,一本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書,就算得上是經典;經典就有傳世的價值。因此,我的疑問也可這麼問:這本書算是經典嗎?
1995年,時任副首相安華贊助召開“伊斯蘭與儒家文明對話”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於1997年出版,2019年再版,2023年出版中譯本。這過程中,安華人生跌宕起伏,淪為階下囚、翻身為在野黨領袖,並於2022年登極任相。於是,這會不會是趁熱度而出版的書?
1990年代隨著冷戰的結束,過去的左右意識形態對立得到緩解,取而代之是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中華文明、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等之間的衝突,將成為世界衝突的主導模式。此論一出,引來各方批評,認為這是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尋找新敵人的論調。當年安華提倡“文明對話”,應該是在回應“文明衝突論”。
“亞洲自信”會反效果?
提倡“文明對話”也跟重建亞洲的自信有關。亞洲自19世紀晚期以降陷入長期衰退,被西方遠遠拋在後頭。要迎頭趕上,大家都儘可能“向西學習”。日本、中國,乃至中東,莫不如此。提倡“文明對話”,多少能夠扭轉這種趨勢,它所強調的不啻是世界各文明要與西方對話,還要重視非西方之間彼此的對話,從而否定西方霸權、肯定多元文化、建立亞洲自信。這些樂觀見解,書中多篇論文都有所展現。
問題在於,當我們建立“亞洲自信”或宣導“亞洲復興”時,會否不小心走了回頭路:為了強調亞洲的“特殊性”而合理化一些今天不合時宜的傳統價值?
儘管書中有學者雄心壯志要顛覆西方中心論,但諸家都算理性剋制,防堵相對主義的侵入。
例如,錢德拉·穆扎法爾就釐清了兩條原則:❶在闡述伊教與儒家的某些價值時,必須區分其中的普遍意義與因地因時制宜的價值。比如在某些歷史時刻伊斯蘭婦女被嚴禁參與公共活動,這不屬於普遍價值,而是伊斯蘭曆史上曾經存在的男性主導的社會,顯然不適合倡導。❷必須確保這些普世精神與價值的全面實施,而非選擇性使用或濫用,來合理化政客的自身利益。
以此來看,這本書儘管難以擺脫安華個人色彩,但諸家在促進“文明對話”時的確觸及核心的學術課題,從而不僅僅是一本會過時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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