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学.餐厅有权制定最低消费

社会上的很多经济活动是没有白纸黑字规定的。准确来说，是很多细节没有规定。比如说，合约规定员工的上班时间朝九晚五，勤力的员工自愿加班，而懒惰的员工在工作时间吃蛇。又比如服务业，柜台小姐应不应该对顾客微笑鞠躬，顾客又可不可以鲁莽无礼，这些都不可能写在合约上。但我们都清楚，如果柜台小姐对我有礼貌，我们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柜台小姐遇到有礼貌的客人，也当会心一笑。这就是日本讨人喜爱的主要原因。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向日本学习呢？

由此可见，在广大的争议空间仍要制定合约，是多么困难的事。“约定俗成”这四个字，讲得轻松；要塑造一种社会风俗，谈何容易？更难的是，时移世易，新风俗要如何顺利取代旧风俗？

信用，说的是在一种风俗形成之后，大家跟随那种风俗习惯去正常生活。守信用，可以避免很多争吵和矛盾。但是，谈到风俗转变、新文化要取代旧文化，若要做得顺畅，显然需要另一种道德修养。

让我分享我在香港生活的一次经历。有朋友远道而来，我带着她到著名的茶餐厅去吃下午茶。茶餐厅人满为患，座位狭小，我跟朋友被安排在一张沙发桌。这种沙发桌在香港叫“卡位”。香港不是马来西亚，这种卡位两个人平排坐基本上要肩靠肩。我跟朋友挤在一排，对面另有两个香港中年男生搭台。

当时香港茶餐厅有明文规定，指定最低消费多少钱。当时的香港贵为全世界最自由最竞争的经济体，这种“明文规定”当然不由政府规定，而是商家自己制定，在每张桌子或墙壁贴上告示。我跟朋友光顾的这家茶餐厅别具心裁，指定最低消费一人一杯奶茶。

要知道，一杯奶茶当时在香港要价十几块港币，更不要说其他餐点。我以为点别的食物，只要价格超过两个人合计的最低消费就可以了。谁知道伙计给我们下单的时候，一板一眼的要我们点两杯奶茶。我当时认为规定太过死板，于是跟伙计大吵一顿。

最后的结果我倒是忘了，而我清楚记得的是对面两位陌生香港人的反应——在那窄小的卡位上，看着一个外国顾客跟地头蛇吵起来，那两位陌生人，从开始到结束乃至于之后，都只是在聊自己的事、喝自己的茶；帮腔没有，评论没有；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只像一阵风吹过，理都不理。

此时回顾，我不得不佩服香港人的这种“自私”其实很有见地。他们专注跟自己有关的事，不去鸡婆别人的事。要知道，他们眼中的“别人”，对当时闹得面红耳赤的“大事”，今天只是一笑而过。不去鸡婆，是尊重他人的自由，也是一种道德修养。

针对蒲种茶室的水壶风波，根据店家召开的记者会，老板娘特别澄清她没说过“没叫水都是穷人”那句话。不管她有没有说过，我认为，这起事件之所以闹大，恰恰是因为没叫水的人并不穷。正是那些有了钱的人，以为有钱就有地位，想用他们以金钱架起的权利，去改变一些社会上原有的不成文规定。

用钱架起的权利，是虚幻的——你有钱，他也有钱，这样权利不是平等了吗？钱能买到的权利只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比如说顾客付钱，换取奶茶一杯。至于奶茶的价格多少、顾客能不能坐下不点饮料、须点几杯……这些不是用钱买的权利。这就是文化修养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寻求更多权利，古今中外皆然。幸好，顾客是资产阶级，店家也是资产阶级。到底谁能获取更多权利，本应是做生意的老板和来消费的顾客之间去协商的。灾难的发生，是当政府插手，打着好听的名堂，制定各种法律，偏帮任何一方。这只会造成政府权力扩大，双方的权利都缩小，造成社会更加不自由。不要迷信政府能保护消费者，到头来每个人就好像被关进笼子的动物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