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恆學.餐廳有權制定最低消費

社會上的很多經濟活動是沒有白紙黑字規定的。準確來說，是很多細節沒有規定。比如說，合約規定員工的上班時間朝九晚五，勤力的員工自願加班，而懶惰的員工在工作時間吃蛇。又比如服務業，櫃檯小姐應不應該對顧客微笑鞠躬，顧客又可不可以魯莽無禮，這些都不可能寫在合約上。但我們都清楚，如果櫃檯小姐對我有禮貌，我們會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而櫃檯小姐遇到有禮貌的客人，也當會心一笑。這就是日本討人喜愛的主要原因。問題是，我們為什麼不能向日本學習呢？

由此可見，在廣大的爭議空間仍要制定合約，是多麼困難的事。“約定俗成”這四個字，講得輕鬆；要塑造一種社會風俗，談何容易？更難的是，時移世易，新風俗要如何順利取代舊風俗？

信用，說的是在一種風俗形成之後，大家跟隨那種風俗習慣去正常生活。守信用，可以避免很多爭吵和矛盾。但是，談到風俗轉變、新文化要取代舊文化，若要做得順暢，顯然需要另一種道德修養。

讓我分享我在香港生活的一次經歷。有朋友遠道而來，我帶著她到著名的茶餐廳去吃下午茶。茶餐廳人滿為患，座位狹小，我跟朋友被安排在一張沙發桌。這種沙發桌在香港叫“卡位”。香港不是馬來西亞，這種卡位兩個人平排坐基本上要肩靠肩。我跟朋友擠在一排，對面另有兩個香港中年男生搭臺。

當時香港茶餐廳有明文規定，指定最低消費多少錢。當時的香港貴為全世界最自由最競爭的經濟體，這種“明文規定”當然不由政府規定，而是商家自己制定，在每張桌子或牆壁貼上告示。我跟朋友光顧的這家茶餐廳別具心裁，指定最低消費一人一杯奶茶。

要知道，一杯奶茶當時在香港要價十幾塊港幣，更不要說其他餐點。我以為點別的食物，只要價格超過兩個人合計的最低消費就可以了。誰知道夥計給我們下單的時候，一板一眼的要我們點兩杯奶茶。我當時認為規定太過死板，於是跟夥計大吵一頓。

最後的結果我倒是忘了，而我清楚記得的是對面兩位陌生香港人的反應——在那窄小的卡位上，看著一個外國顧客跟地頭蛇吵起來，那兩位陌生人，從開始到結束乃至於之後，都只是在聊自己的事、喝自己的茶；幫腔沒有，評論沒有；發生在他們眼前的事，只像一陣風吹過，理都不理。

此時回顧，我不得不佩服香港人的這種“自私”其實很有見地。他們專注跟自己有關的事，不去雞婆別人的事。要知道，他們眼中的“別人”，對當時鬧得面紅耳赤的“大事”，今天只是一笑而過。不去雞婆，是尊重他人的自由，也是一種道德修養。

針對蒲種茶室的水壺風波，根據店家召開的記者會，老闆娘特別澄清她沒說過“沒叫水都是窮人”那句話。不管她有沒有說過，我認為，這起事件之所以鬧大，恰恰是因為沒叫水的人並不窮。正是那些有了錢的人，以為有錢就有地位，想用他們以金錢架起的權利，去改變一些社會上原有的不成文規定。

用錢架起的權利，是虛幻的——你有錢，他也有錢，這樣權利不是平等了嗎？錢能買到的權利只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比如說顧客付錢，換取奶茶一杯。至於奶茶的價格多少、顧客能不能坐下不點飲料、須點幾杯……這些不是用錢買的權利。這就是文化修養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

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尋求更多權利，古今中外皆然。幸好，顧客是資產階級，店家也是資產階級。到底誰能獲取更多權利，本應是做生意的老闆和來消費的顧客之間去協商的。災難的發生，是當政府插手，打著好聽的名堂，制定各種法律，偏幫任何一方。這隻會造成政府權力擴大，雙方的權利都縮小，造成社會更加不自由。不要迷信政府能保護消費者，到頭來每個人就好像被關進籠子的動物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