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贏7獎電影 | 《奧本海默》】 無疑是悲劇 / 卓振輝（怡保）

原題：無疑是悲劇 ——《奧本海默》的一種解讀

Christopher Nolan的《Oppenheimer》暌違多時終於在戲院上線，評論界盡是好評，打得多熱。

僅就取材而言，諾導已是獨一無二的導演。我孤陋寡聞，眼界狹隘，想不出還有對科學知識更為較真的導演。盡是貨真價實的知識。剛開始得知諾導的下部作品是人物傳記，以為是新嘗試，但當戲院燈光全都暗下來，奧本海默在卡文迪許實驗室遇見來訪的物理大神尼爾斯·玻爾，我才醒悟，《Oppenheimer》是諾導為攻克當代的最炫顯學而一脈相承的電影系列。《Interstellar》將相對論的時空區間活生生地視覺化；而《Tenet》借用時間的弔詭、熵的可逆、因果的顛倒讓劇情一步步綿密地衝向高潮。而這次，你瞧，奧本海默身處的時代，是物理學家推翻古典物理大廈，另立兩座奧林匹克山脈（相對論及量子力學），激動人心的20世紀初葉。原子時代。說激動人心，因為課本及大多科普都這般口氣。但其實將科學抽離時代背景，是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最容易陷入的誤區。

舉個例子。愛因斯坦後來的大眾形象是絕世天才、遺世獨立、仙風道骨。但愛因斯坦是社會主義的支持者，曾撰文〈我為何支持社會主義〉，文中有“照我的見解，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里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是禍害的真正根源”這般鏗鏘有力的句子，晚年更是備受擁戴差點成為由猶太人立國的領導。愛因斯坦是入世的。而關於原子彈，一般認知如下：日本突襲珍珠港，原本偏安一隅的美國風風火火地加入二戰，在一群（而且使命感十足，肯定如此）天才的努力下，美國將兩顆原子彈投往廣島和長崎，蘑菇雲冉冉升起。二戰結束。故事沒那麼簡單。20世紀初是物理界激動人心的時代，但國際局勢更攪動人心，已不能用動盪二字簡單形容。電影裡，尼爾斯·玻爾對奧本海默說：你所揭示的不是新的力量，而是新的世界。但其實新的世界、新的格局已逐漸成形。而科技，往往是被時代推上風口浪尖的。伽利略為何會研究拋物線平面運動？為了讓炮彈更精準地打落敵軍。拉瓦錫為何要研究燃燒？為了讓炮彈燒得更好。中世紀，歐洲處於極度分裂的狀態，戰火連天，誰贏得戰爭，誰掌握話語權，誰能稍微喘口氣。而19世紀，不是麥克斯韋方程式引發電磁時代，而是為了迎合通訊更方便、更有效率的時代大趨勢，歷史層積岩層層疊疊的擠壓之下，終於催生出麥克斯韋方程式。方便、效率，是資本主義這輛Hilux的雙渦輪turbo。科學、科技從未主動。科學、科技，想來都是被動地從人類手中研發而成。

奧本海默的時代也是。A bomb。一個炸彈。一個足以讓世界打從心底顫抖的炸彈，其形象早已存在於所有人心中。It’s in the air。就看誰能捕捉空中的影子，像《1Q84》中製作空氣蛹那樣，讓The bomb化作實實在在的形體。膠著的戰爭局勢，以一顆前所未見的Bomb解決所有問題，說到底，是人性最樸素、最原始（也可以事後諸葛地說，最孩子氣）的想法。一顆Bomb，將話語權攬到自己身上，讓自己佔盡先機。原子彈不是奇蹟，不是神啟，而是順著歷史之河磕磕絆絆地流動，總有一天會到達的目的地。而歷史之河需要一位關鍵人物上船，浩浩蕩蕩地順勢而下。這人就是頭頂寬圓帽、叼雪茄、面容枯瘦、縱觀一生信仰成迷的奧本海默。

觀看電影期間，我始終在注意奧本海默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原子彈生成道德顧慮。但電影交錯的cross cutting，讓人抓不準那關鍵的時間點。後來我想，其實從一開始，Los Alamos的人造小鎮尚未建起之前奧本海默便知道了。奧本海默是帶著困惑，即便只是星星之火的困惑，上路的。說到底，美軍為何找上他而不是別人？那位登門造訪的General Groves說了，說你奧本海默孤高自負、行為不循常理、身家背景模糊不清。無論將軍如何嘲諷，奧本海默還是被欽點。奧本海默，明顯的政治左傾。電影后半，美國時任原子能源委員會（AEC）主席Lewis Strauss為私人恩怨報復奧本海默，稱奧本海默是蘇聯間諜（和狂熱的共產主義分子外遇、自己通讀德語原文的《資本論》對共產思想感興趣）、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奮力阻止後來的氫彈計劃）、對國家忠誠可疑。奧本海默的抗爭態度絕非堅決。我認為——僅僅是粗淺地認為——奧本海默在整個Manhattan Project，是自我分裂、自我懷疑、自我對抗自我說服的過程。自負與自卑、堅定與脆弱，像兩隻薛定諤的貓，哦不，一隻分裂成兩隻的薛定諤的貓，在他心房裡來回竄跳。其中一隻貓越長越大，越長越膨脹，成了奧本海默最大的陰影。

總統先生眼中的crybaby

歸根究底，原子彈的研發是為了抗衡德國納粹。美國害怕納粹拔得頭籌率先製成原子彈，於是整個Manhattan Project是以德國為（想像的）轟炸對象，而持續運行的。但戰爭後期，希德勒自殺身亡，盟軍諾曼底登陸。奧本海默坦言原子彈來不及投落德國，實在遺憾。而原子彈最終投落“顯然已是強弩之末、失敗在望”的日本，更加深他早已萌發的愧疚。契訶夫曾說，一個故事裡要是出現手槍，那就非發射不可。當然契訶夫說的是，故事儘量簡潔。但現實生活中從未發射過的手槍恐怕少之又少。奧本海默明白這道理。槍，不管什麼槍，型號多少、重量多少、後坐力多少，都好，無所謂，只要出現在故事之中，那就板上釘釘非發射不可。人性。人性使然。於是在第一顆原子彈試爆，火光比太陽更亮之際，奧本海默唸出了印度教經典《薄伽梵歌》的一句詞：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摧毀者。而很快，原子彈投落廣島及長崎，作為《時代》封面人物、國民英雄會見President Truman（杜魯門總統）時卻說，總統先生，我感覺雙手沾滿鮮血。President Truman俏皮而驕傲地拿出一塊白色手巾，說，拿去，將你的手拭擦乾淨。兩次形象太違和。奧本海默急著要做出補償——向總統先生提議為核武的使用制定政策。國內的，國際的。兩人的面談究竟如何無人得知，但肯定不愉快，不然President Truman不會事後稱奧本海默為crybaby。奧本海默或許真的，當場淚眼朦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