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管理马来西亚海岸与海洋,我们通过法律设立保护区,但其管理有待改进,而让拥有传统智慧的社群参与是其中的方法。随着沿海地区开发、渔产减少,小渔民纷纷丢失生计,捕鱼传统智慧也随之消失。然而,这些智慧却是保住他们的渔业与文化认同的关键。
作者:黄秀铃(转载自《Macaranga》网站)
翻译:梁洁瑜
图:《Macaranga》网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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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拍立得整齐地钉在板子上,上面展示着各式各样的渔获。其中,有个满脸笑容的男人,手里提着15公斤重的巨型石甲鱼,仿佛在炫耀:“快看我抓到的鱼!”
每张拍立得都标注了日期、编号和鱼种。这是雪兰莪州凯利岛(Pulau Carey)的玛美里族(Mah Meri)原住民收集回来的第一批渔获资料。他们负责提供资料,再由扎鲁(Zarul anak Miring)整合。
玛美里族渔民记录了捕鱼经验和计算鱼量。然而,这样到底能否帮助他们守护自己的文化和认同,还有保育渔场以维持粮食安全?
渔民收集来的资料将提供给马来西亚渔业局(DOF)一项研究项目,以记录原住民社群流传下来、与在地海洋生态和渔业相关的传统智慧。国家渔业局渔场保育及保存部官员依扎瑞纳(Izarenah Md Repin)说:“我们得先了解他们有多幺仰赖海洋资源。如果他们完全是赖以生存,而且好些区域对他们具有重大的文化及精神意义的话,那我们就该考虑保护这些地区。”
小渔民或手工渔民(artisanal fishers)如玛美里族,一般会在河流或离海岸约5海里(约9公里)的范围内捕鱼。他们佔西马半岛渔民的60%,是沿海贫困地区以及上下游小本生意的主要社会经济支柱,却经常遭到渔业管理政策的排除。
事实上,小渔民世世代代累积和传承与大自然共处的智慧。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A),他们“在管理、修复、保育及守护海洋资源及生态系统方面,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玛美里族就是这样的原住民群体。虽然他们以木刻、编织、表演、文化仪式等艺术创作闻名,亦是经验老到的渔民。
凯利岛上共有5座玛美里族村,扎鲁就住在其中的双溪古楼村(Kampung Sungai Kurau)。它坐落在最西边,位置最为隐秘。村里的小桥像手指般“戳入”在河口的红树林间。那里也有政府建造的堤岸,防止海水上升淹没村落。
扎鲁指了指成堆的渔网说,现在,大家都用现代捕鱼工具和汽油船了。尽管如此,他依然能够一口气念出各种传统捕鱼工具的名字,如竹制的、藤制的、短矛、鱼笼如鲁卡(lukah)或布布(bubu)。
长辈的智慧
扎鲁的岳父拉努扎(Lanuza anak Layon)也是渔民合作社社长。他透露,过去,玛美里渔民都会观月出海,现在则靠华人农历,“捕鱼看潮汐,我们从月亮圆缺就能推测出潮汐涨退,也能从中得知能捕到什么鱼。譬如,我们在某一天,看到这样的潮水,就会知道能捕到更多虾。”
跟随长辈出海,是玛美里族渔民传授捕鱼经验历年不变的方式。这里的男男女女都会捕鱼。现年三十多岁的扎鲁提到,他10岁就跟父亲出海。至于拉努扎,他自小在城里长大,结婚后才回到村里,跟随岳父岳母学捕鱼,当时他已19岁。现年逾50岁的他说,“我也会自己观察潮汐涨落及辨认鱼种。”
从古至今,玛美里族人都离不开出海捕鱼。“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吃鱼,”扎鲁强调。“捕多少就吃多少。多出来才拿去卖。”若当天捕不到鱼呢?“我们会吃自己种的蔬菜和薯类。”
与其他沿海渔民族群一样,海产是他们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蛋白质来源。
不过,随着渔产减少,他们也需调整捕鱼方式。他们的亲身经历与马来西亚渔产数据相吻合:渔获在不到60年内大幅下跌96%,变化十分惊人。扎鲁忆述道,“以前的渔获多到船都快沉了。”但自从“老虎网”(pukat harimau或拖网捕捞)大约在2007年出现后,渔获就开始减少。拖网捕捞是恶名昭彰的捕鱼方法,严重影响海洋甚至沿海一区的生态。
不仅如此,拉努扎还说,现在的潮汐也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能预计在某个时间能捕到某种鱼,现在就不行了。”
小渔船不敌大货轮
况且,这里还有规模甚大的西港(Westports)。它就坐落在凯利岛邻岛上,是中马主要货运港口,也是全东南亚第二繁忙港口,还自诩其成功是占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对玛美里族渔民来说,这座港口的地点却带来许多问题。
他们世世代代都在这片海域里捕鱼。不过,自从西港在1994年开始运作后,数层楼高的货轮每天在海上来来往往,与渔民的小船擦肩而过,危及单艘出海的渔民。扎鲁说,“现在,我们会5艘船一起出海,以保安危。”此外,他们也被迫开到更远、更陌生的海域捕鱼。
玛美里族祖传地遭到油棕园及度假村发展侵袭的问题备受媒体关注,但相较之下,他们的渔场受到威胁却几乎无人问津。
即便如此,岛上近期办的玛美里节,却明显体现出这个族群的文化,与海洋资源的密切关系。市集摆卖各种手作──有贝壳制成的小玩意、钥匙圈,传统用棕榈叶编制成的螃蟹、水母、鲎(也称马蹄蟹)等装饰品。访客兴致勃勃地购买一包包刚捕捞上岸的蛤蜊、竹蛏、花蟹, 鲎及各种鱼类。
捕鱼智慧消失
拉努扎表示,对他们而言,随之消失的捕鱼智慧,才是他们的文化隐忧。“我们的孩子连贝类(siput)和马鲛鱼(tenggiri)是什幺都不懂,连红树都不认得。Z世代整天只会跟科技待在一起。”
渔业局研究项目主管嘉丽娜博士(Dr.Jarina Mohd Jani)来自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UMT),她表示,恢复实践这些珍贵却濒临消逝的传统智慧,将有助于打造及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渔业。她举例,渔民在手工人造礁(unjang)范围内捕鱼时,已发展出一套自我管制的捕鱼行为守则。
登嘉楼士兆沿海地区的小渔民曾一度广泛采用这套规定。这是一套精密的捕鱼制度,界定“拥有权”、边界和报酬,旨在肯认渔民为设置人造礁所付出的辛劳。
士兆的人造礁以椰叶、树枝及石头制成并固定在海底。渔民会先备好材料,用绳子把它们捆绑好,开着小船把这个绑有石块的装置载到海上的所选位置,投放到海底时还得确保它不会漂走。设置人造礁能聚集鱼群,方便渔民捕捞。由于任何在水中漂浮的生物体都会把鱼吸引过来,这种做法非常有效。此外,在渔场耗竭之际,如此还能增加渔产资源。
由于设礁工作繁重,负责建设的渔民会被同行认定为那区的“礁主”,直到人造礁分解为止。其他人只需付礁主一笔酬劳,就可以在那里捕鱼。
自1960年,西马半岛和纳闽渔业局将人造礁列为有利发展渔业的工具,以此持续推行人造礁计划,并通过1985年渔业法令监管。此法令不仅会惩罚破坏人造礁的人,也与渔民传统捕鱼守则一致,会通过发放执照保护“礁主”。
不过,现在鲜有渔民实行这套守则。嘉丽娜解释,一来渔民不再集体捕鱼,而且渔业资源损耗、大船经常侵入小渔船的捕鱼范围,渔民也逐渐转用科技侦测鱼群。此外,政府现在完全接管制造及部署人造礁事务。这些计划通常是客制化且规模巨大,其中一些还专门用以增加生物多样性,所以也禁止捕鱼。
条例模糊不清
嘉丽娜表示,人造礁规管条例不明确,渔民并不知道他们可以到哪里捕鱼,也不知道能捕多少。而且,渔民会使用围网捕鱼法在这些地区大量捕鱼,大大违背了为小渔民投放人造礁的初衷。她续称,“海洋资源,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资源耗竭,所以你才需要利用人造礁创建新的生态环境,但没人在治理。政府自1990年就提倡社群渔业与人造礁应该紧密发展,但现实并非如此。”
因此,她呼吁政府恢复落实人造礁捕鱼行为守则,重新打造及管理小型渔业。她还记得,政府于1980年代在登嘉楼开始投放现代人造礁时就曾这样做,让小渔民和其船只参与其中,非正式地使他们成为“礁主”。
善用现成守则
嘉丽娜认为,恢复这套捕鱼守则并不难,毕竟渔民能理解这些传统概念,而且这属于他们的文化。“大海本就不属于任何人,但你若用心打造出一个捕鱼区,那这区就是你的。”况且,若再增设捕鱼指南,说明哪里可以捕鱼哪里禁止,还能保育海洋资源。
“要善用资源就必须设限。人造礁捕鱼守则主要帮助我们设下限制……如此一来,才能治理。”她继续补充,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并改良人造礁,以发展可持续渔业。例如,东帝汶沿海渔民改良人造礁传统设置后,捕到了高价的鲔鱼。“他们获得国家渔业发展局的支持。渔民也会遵循当地的传统规定,以决定在哪儿投放装置和捕鱼。”这样一来不仅能控制新资源的使用,也能减少纠纷。
在海洋渔产严重耗竭之际,马来西亚小渔民的传统智慧即可派上用场,管理及维持大海生态系统及粮食系统。渔业局官员依扎瑞纳说:“我们不希望世代相传的智慧就此失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肯定这些渔民的角色,认为他们是“开创者,是确保粮食安全及消除贫困的主要推手。”
回到凯利岛,扎鲁继续拍摄和记录他的社群。可最近,政府又批准岛上一项发展工程──建造大马第三海港,一个比西港繁忙3倍的海港。
扎鲁受询时耸了耸肩,表示对此毫不知情。
无论发生什幺事,他会继续生活、继续捕鱼,“俗话说,原住民与大海永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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