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媒体都报喜不报忧,失去鞭策的作用,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公众对所有媒体不再信任,就算政府想通过媒体传播正确资讯,也会留下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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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还有人为大马的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从前一年的113名大跃进至73名而津津乐道时,无国界记者亚太办事处代表艾玮昂形容大马的新闻自由正处于“交叉路口”,仿佛浇了一盆冷水。
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正是这个组织根据民调得出的结果,艾玮昂强调这个排名不是该组织颁给大马政府的“荣誉勋章”,而是代表受访者对新政府寄予的希望和信心。
改朝换代给人民带来无限希望,大家连呼吸都觉得份外新鲜,新的政府也承诺会给予新闻和言论自由最大空间,这份良好感觉反映在民调数据上。
然而,该组织发现大马在追求高度新闻自由的同时,持续透过法规加强管制,包括通讯部更新了记者道德守则重新推介,推动有政府代表参与的媒体理事会,都让该组织觉得大马新闻自由正“走回旧路”。
明明看到新闻和言论自由快马加鞭朝往民主自由的道路奔去,一下又掉回头往旧路走,发出赞誉的组织开始有所保留,不是一个好现象。
过去,大马的新闻自由排名一直引人垢病,不论是反对党和民间组织都抨击政府制定太多恶法箝制新闻自由,例如《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1948年煽动法令》、《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都是掐住媒体脖子的无影手,让媒体执行工作时有如走钢线,不知道什么时会踩空栽跟斗。
政党组织媒体都希望政府彻底改革,重新修订法律甚至废除打压言论与新闻自由的恶法,让媒体享有无惧报道的空间,让民众获得资讯的自由。敦拉萨时代倡议的媒体理事会,原本被寄望成为媒体摆脱箝制的曙光,把监督媒体的工作交由媒体本身去执行和审视,能创建更健康的媒体生态。
目前所知是媒体理事会成员除了新闻工作者、学术人员、非政府组织,还有政府机构代表,这也是让无国界记者组织感到关注的原因。媒体理事会有政府的代表,理事会还能不能保持独立性,还是会引起寒蝉效应?如果媒体在压力下过度自我审查,甚至过滤对某方不利的新闻,读者就无法得到公正的资讯,这也是当今政府在当反对党时经常发出的质疑。
政府认为更新《马来西亚记者道德守则》规范记者操守没有问题,新闻本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不过部长说明这项道德守则将成为新闻局颁发及取消媒体证的依据,又是另外一回事。
新闻部会以什么作为审查标准,谁又是“判官”?详情尚未明朗化,新闻局已配合这项守则,调整部分网媒的媒体证有效期限。媒体需依据政府制定的方式操作,否则就会失去采访官方新闻的权利,已经是对新闻自由的侵犯。其实目前很多官方活动只交给官方媒体采访和发布,新闻从业员已失去对时事新闻提出质询和求证的机会。
国家新闻奖得主佐汉惹化对新闻从业员道德准很有意见,甚至质疑这套道德准则是用来限制媒体获得资讯以及采访官方活动的自由。他认为类似的准则,应该是由媒体本身制定和实践,而不是由政府推行,才能真正做到公正不阿。
根据媒体采访经验,新闻部媒体证的作用的确不大,它并非官方活动通行无阻的证件,媒体采访一些官方活动或大会时,需要另外申请特别媒体证,有时候媒体也质疑新闻局发出媒体证有什么意义,一些国家早已淘汰,如果这张证件是要用来限制特定媒体接触官方法动,对新闻自由肯定不是好的举措。
目前满天飞和引起混淆的假新闻并非源自主流媒体,如佐汉惹化所说,传统媒体都是持着道德和为了荣誉执行专业。媒体老店能够生存下来,很大程度是因为媒体人的严格把关,不随波逐流、不加入新闻农场行列,坚持成为读者追求真实消息的来源,才不至于在资讯泛滥的洪流中被遗弃。
如果政府是基于网红、部落客、优管、自媒体和新闻农场等散播的假新闻和不实消息,而对正统媒体强加管制,会是白忙一场,管教再严谨,也无阻网络假新闻的传播。
简单来说,犯错的是阿花,受管教的是阿明,阿明越来越乖,阿花依然放肆,社会继续脱序,而阿明过分乖巧变成油腻,失去该有的纯真,最后阿明讲的话是肺腑之言还是阿谀奉承,已经失去可信度。
如果媒体都报喜不报忧,失去鞭策的作用,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公众对所有媒体不再信任,就算政府想通过媒体传播正确资讯,也会留下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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