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媒體都報喜不報憂,失去鞭策的作用,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公眾對所有媒體不再信任,就算政府想通過媒體傳播正確資訊,也會留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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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還有人為大馬的2023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從前一年的113名大躍進至73名而津津樂道時,無國界記者亞太辦事處代表艾瑋昂形容大馬的新聞自由正處於“交叉路口”,彷彿澆了一盆冷水。
馬來西亞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正是這個組織根據民調得出的結果,艾瑋昂強調這個排名不是該組織頒給大馬政府的“榮譽勳章”,而是代表受訪者對新政府寄予的希望和信心。
改朝換代給人民帶來無限希望,大家連呼吸都覺得份外新鮮,新的政府也承諾會給予新聞和言論自由最大空間,這份良好感覺反映在民調數據上。
然而,該組織發現大馬在追求高度新聞自由的同時,持續透過法規加強管制,包括通訊部更新了記者道德守則重新推介,推動有政府代表參與的媒體理事會,都讓該組織覺得大馬新聞自由正“走回舊路”。
明明看到新聞和言論自由快馬加鞭朝往民主自由的道路奔去,一下又掉回頭往舊路走,發出讚譽的組織開始有所保留,不是一個好現象。
過去,大馬的新聞自由排名一直引人垢病,不論是反對黨和民間組織都抨擊政府制定太多惡法箝制新聞自由,例如《1984年印刷與出版法令》、《1972年官方機密法令》、《1948年煽動法令》、《1998年通訊與多媒體法令》第233條文,都是掐住媒體脖子的無影手,讓媒體執行工作時有如走鋼線,不知道什麼時會踩空栽跟斗。
政黨組織媒體都希望政府徹底改革,重新修訂法律甚至廢除打壓言論與新聞自由的惡法,讓媒體享有無懼報道的空間,讓民眾獲得資訊的自由。敦拉薩時代倡議的媒體理事會,原本被寄望成為媒體擺脫箝制的曙光,把監督媒體的工作交由媒體本身去執行和審視,能創建更健康的媒體生態。
目前所知是媒體理事會成員除了新聞工作者、學術人員、非政府組織,還有政府機構代表,這也是讓無國界記者組織感到關注的原因。媒體理事會有政府的代表,理事會還能不能保持獨立性,還是會引起寒蟬效應?如果媒體在壓力下過度自我審查,甚至過濾對某方不利的新聞,讀者就無法得到公正的資訊,這也是當今政府在當反對黨時經常發出的質疑。
政府認為更新《馬來西亞記者道德守則》規範記者操守沒有問題,新聞本來就沒有絕對的自由,不過部長說明這項道德守則將成為新聞局頒發及取消媒體證的依據,又是另外一回事。
新聞部會以什麼作為審查標準,誰又是“判官”?詳情尚未明朗化,新聞局已配合這項守則,調整部分網媒的媒體證有效期限。媒體需依據政府制定的方式操作,否則就會失去採訪官方新聞的權利,已經是對新聞自由的侵犯。其實目前很多官方活動只交給官方媒體採訪和發佈,新聞從業員已失去對時事新聞提出質詢和求證的機會。
國家新聞獎得主佐漢惹化對新聞從業員道德準很有意見,甚至質疑這套道德準則是用來限制媒體獲得資訊以及採訪官方活動的自由。他認為類似的準則,應該是由媒體本身制定和實踐,而不是由政府推行,才能真正做到公正不阿。
根據媒體採訪經驗,新聞部媒體證的作用的確不大,它並非官方活動通行無阻的證件,媒體採訪一些官方活動或大會時,需要另外申請特別媒體證,有時候媒體也質疑新聞局發出媒體證有什麼意義,一些國家早已淘汰,如果這張證件是要用來限制特定媒體接觸官方法動,對新聞自由肯定不是好的舉措。
目前滿天飛和引起混淆的假新聞並非源自主流媒體,如佐漢惹化所說,傳統媒體都是持著道德和為了榮譽執行專業。媒體老店能夠生存下來,很大程度是因為媒體人的嚴格把關,不隨波逐流、不加入新聞農場行列,堅持成為讀者追求真實消息的來源,才不至於在資訊氾濫的洪流中被遺棄。
如果政府是基於網紅、部落客、優管、自媒體和新聞農場等散播的假新聞和不實消息,而對正統媒體強加管制,會是白忙一場,管教再嚴謹,也無阻網絡假新聞的傳播。
簡單來說,犯錯的是阿花,受管教的是阿明,阿明越來越乖,阿花依然放肆,社會繼續脫序,而阿明過分乖巧變成油膩,失去該有的純真,最後阿明講的話是肺腑之言還是阿諛奉承,已經失去可信度。
如果媒體都報喜不報憂,失去鞭策的作用,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公眾對所有媒體不再信任,就算政府想通過媒體傳播正確資訊,也會留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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