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新村内部拥有许多华人文化的宝藏,而这些文化亦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政治人物不要一直存在狭隘的族群意识,而应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新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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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各个新村是反共历史的产物,1940年代末期英国殖民政府宣布紧急法令(a state of Emergency),为了阻绝共产党势力在马来半岛的发展,强制迁移居民至新村居住,在命令未解除之前,新村居民的行动是受到监控和管制。
反共目标是一时的,可以说现今已经是不复见这种极端的手段,而新村的设置却是影响至今,深受其影响的以华人为主,因为被强制迁移的居民大都为华人,大部分的州属新村华人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
新村的人口组成是以华人为主,所以紧急法令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发展和生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新村发展史可以说是华人于二次大战之后在马来西亚发展的另一种奋斗史。
在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共产党的全力围堵,新村计划基本上是一种强迫移民的举措。英殖民政府一方面“建村”,另一方面则进行焦土政策,郊区散居之华人被逼迁移到所谓的“新村”中来。
日夜有警卫的站岗,出入和日常生活均受到监控,新村居民犹如生活在“集中营”一般。这种集中营式的控制,是为了完全杜绝新村居民与马共的接触,新村居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控,包括吃饭也必须受到控管,譬如集体吃饭、外出新村工作携带的食物要接受检查和买米粮要控管数量,为的就是避免居民提供食物给马共。
被迁徙到新村居住的居民过着一种“半开放半管制”的生活型态。首先,新村的周边都围有带刺的铁丝网篱笆(barbed-wire fence),有的新村甚至在数十尺外的范围重围一层,以避免物资从笆内掷出。
某种程度上来说,新村华人居民是被“关”在新村内,切断他们与外界的接触,待在新村内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自由,相对地如果要外出新村,就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和限制。
作为一位研究者,我在研究新村的历史中,发现新村除了是昔日反共的产物外,其内部有着丰富的华人文化特征和元素,例如在柔佛加拉巴沙威(Kelapa Sawit)新村中,主要是以客家的河婆人为主,里头的张、蔡、刘、黄是加拉巴沙威的四大姓氏,各姓氏后裔因本身的血缘关系,基于服务宗亲的慈善精神,陆续在本村成立各自的宗亲会。目前计有柔佛州刘氏公会、李氏公会、张氏公会、蔡氏济阳堂、黄氏宗亲会、韩何联谊会、陈氏颖川公会沙威联谊会等在加拉巴沙威成立。
从这些姓氏公会中,可以看到华人在新村中透过相关的血缘组织来凝聚力量,推动慈善活动,以及发扬华人的文化。村中有一座洪仙大帝庙,该庙在某种程度上见证华人开垦的艰辛史,另外该神明亦是在地演变而成的。
各地新村内部拥有许多华人文化的宝藏,而这些文化亦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政治人物不要一直存在狭隘的族群意识,而应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新村的历史。笔者在这些年间,曾对多个新村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州属新村存在不同的特色和差异。
在国家的发展步伐下,部分新村人口流失,导致许多文化也逐渐消失,十分欢迎政府部门能够关注,让新村文化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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