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新村內部擁有許多華人文化的寶藏,而這些文化亦是我們國家文化的一部分。政治人物不要一直存在狹隘的族群意識,而應該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待新村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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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的各個新村是反共歷史的產物,1940年代末期英國殖民政府宣佈緊急法令(a state of Emergency),為了阻絕共產黨勢力在馬來半島的發展,強制遷移居民至新村居住,在命令未解除之前,新村居民的行動是受到監控和管制。
反共目標是一時的,可以說現今已經是不復見這種極端的手段,而新村的設置卻是影響至今,深受其影響的以華人為主,因為被強制遷移的居民大都為華人,大部分的州屬新村華人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
新村的人口組成是以華人為主,所以緊急法令對馬來西亞華人的發展和生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新村發展史可以說是華人於二次大戰之後在馬來西亞發展的另一種奮鬥史。
在英殖民政府對馬來亞共產黨的全力圍堵,新村計劃基本上是一種強迫移民的舉措。英殖民政府一方面“建村”,另一方面則進行焦土政策,郊區散居之華人被逼遷移到所謂的“新村”中來。
日夜有警衛的站崗,出入和日常生活均受到監控,新村居民猶如生活在“集中營”一般。這種集中營式的控制,是為了完全杜絕新村居民與馬共的接觸,新村居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嚴密的監控,包括吃飯也必須受到控管,譬如集體吃飯、外出新村工作攜帶的食物要接受檢查和買米糧要控管數量,為的就是避免居民提供食物給馬共。
被遷徙到新村居住的居民過著一種“半開放半管制”的生活型態。首先,新村的周邊都圍有帶刺的鐵絲網籬笆(barbed-wire fence),有的新村甚至在數十尺外的範圍重圍一層,以避免物資從笆內擲出。
某種程度上來說,新村華人居民是被“關”在新村內,切斷他們與外界的接觸,待在新村內可以獲得比較多的自由,相對地如果要外出新村,就必須接受嚴格的檢查和限制。
作為一位研究者,我在研究新村的歷史中,發現新村除了是昔日反共的產物外,其內部有著豐富的華人文化特徵和元素,例如在柔佛加拉巴沙威(Kelapa Sawit)新村中,主要是以客家的河婆人為主,裡頭的張、蔡、劉、黃是加拉巴沙威的四大姓氏,各姓氏後裔因本身的血緣關係,基於服務宗親的慈善精神,陸續在本村成立各自的宗親會。目前計有柔佛州劉氏公會、李氏公會、張氏公會、蔡氏濟陽堂、黃氏宗親會、韓何聯誼會、陳氏穎川公會沙威聯誼會等在加拉巴沙威成立。
從這些姓氏公會中,可以看到華人在新村中透過相關的血緣組織來凝聚力量,推動慈善活動,以及發揚華人的文化。村中有一座洪仙大帝廟,該廟在某種程度上見證華人開墾的艱辛史,另外該神明亦是在地演變而成的。
各地新村內部擁有許多華人文化的寶藏,而這些文化亦是我們國家文化的一部分。政治人物不要一直存在狹隘的族群意識,而應該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待新村的歷史。筆者在這些年間,曾對多個新村進行研究,發現不同州屬新村存在不同的特色和差異。
在國家的發展步伐下,部分新村人口流失,導致許多文化也逐漸消失,十分歡迎政府部門能夠關注,讓新村文化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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