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诗奇｜​一住宅=一家庭

官僚系统下的住宅体系

根据山本理显的论述，一住宅=一家庭这种住宅体系，是由官僚系统管理的现代国家所生产的。官僚系统的一大特点是为了方便管理，分割社会并形成相对应的机构。各机构的运作相对独立，各行其是。比如，土地、河流、住宅、垃圾处理、水沟、街道、街灯、公园、食品安全等都有相应的机构负责。

此外，这些机构的结构是垂直／金字塔式的，由发号命令的“上级”和执行命令的“下级”组成。命令的执行者只负责行动而自动停止了思考。社会成员在各机构无论是办事、提出申请、询问、上学还是接受治疗等，都会处在被动且停止思考的状态中。这种体制产生的两个重要结果是：社会的割裂和思考力的缺失。一住宅=一家庭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中形成的（图01）。

2019年，山本理显在名古屋工业大学一场讲座中列举了古希腊、西班牙、伊拉克和中世纪欧洲的传统民居和临街店铺，来说明住宅空间在形成一住宅=一家庭以前的丰富性与公共性。这些案例都是他在原广司研究室做聚落调查时积累的资料。

山本理显发现在这些案例中，除了满足家庭生活（隐私）的空间，还有一种与住宅外部连接、更紧密的过度空间。他把这种空间称为阈空间（图02）。这里是接待访客、喝酒讨论世事（政治）的场所，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公共空间。

在西班牙的案例中，这个空间被称为“recibiodor”，有相互帮助的意思。“一个存在于住宅内部的代表相互帮助的公共空间，这听起来很有趣。”而中世纪欧洲的临街店铺，也被山本归纳为阈空间的一种。“这些临街店铺作为对外空间招待外来的客人，而居住空间则在更靠里的位置。”

中间权力的消失

换句话说，除了家庭，还有一种大于个人和家庭的共同体（社区？）存在。山本理显把它称为“中间权力：共同体权力”。“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拥有建立自治‘中间集团’的权利。在中世纪的欧洲，工商团体组织、教会等也相当于这种中间集团，且他们拥有的权力并不隶属于国家权力。”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法国大革命、工业化等），这些中间集团逐渐消失（中间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多样性不利于工业化所追求的标准化和效率），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权力和国家权力。“随着中间集团的消失，私人空间vs国家的权力关系逐渐确立。”

而“一住宅=一家庭”的住宅体系正是这种二元结构的体现。“家庭被住宅关闭在里面，私人生活的自由被关闭在住宅里面。住宅内部是为了私人生活的自由而存在的空间，而其外部空间被官僚机制切割分离开，成为官僚制度管理下明确隔离的空间。由此外部空间就陷入了住民无法互相接触、被高度监管的城市空间当中。而事实上，日本的城市空间也因此成为国家权力上尤为容易管理的空间。”山本理显整理了“一住宅=一家庭（官僚制的国家管理体系）”6点定义：

1. 一个住宅里面只住一户家庭。（住宅的划一化、标准化。家庭的划一化、标准化）

2. 所建造的住宅是极度封闭的住宅。（为了确保隐私）

3. 跟邻近的住宅相互之间毫无干涉与交集。（排除地域共同体）

4. 在这种住宅里生活的家庭都是自给自足很高的自律单位。（与这种住宅共存的是家庭主妇，应该承担洗衣做饭、养育孩子、照顾老人等所有维护和管理家庭事务劳动的社会伦理观念）

5. 在这种住宅里生活的家庭成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单位。（即生育和教育孩子的单位，传宗接代的生命循环过程）

6. 这种住宅是为被雇佣的劳动者而建的住宅。

山本理显认为这种体制下生产出来的住宅千篇一律，官僚／标准化的管理方式抹杀了不同社区的丰富和特色，住宅间缺乏联系，各自为政。更为严重的是，在长期官僚式管理的阴影下，人们对这种千篇一律和割裂的状态已经没有感觉。

地域社会圈

随着日本社会高龄化，一住宅=一家庭的住宅体制问题更进一步显现出来。根据山本理显引用日本相关单位的统计，1960年一个家庭的平均人数是4人，高龄化率是10%；2011年一个家庭的平均人数降到2人，高龄化率提高到23%。原有的住宅体系已经没有办法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独居孤老死亡的案件逐年增加。

于是，山本理显提出了以400-500人为单元的住宅概念模型。他称这个概念为地域社会圈主义（图03）。与一住宅=一家庭不同，地域社会圈以男女老少、单身、小家庭、大家庭等各种组合为出发点，考虑他们对空间使用的不同要求，形成集生活、工作、商业、娱乐、托儿、养老等各种内容于一体的住宅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将决定社会圈内的空间类型、管理方式、交通系统、能源系统、垃圾处理、空间的买卖租赁方式等。

换句话说，山本理显尝试通过建筑设计来重新建立前面提到的中间权力（共同体权力）。这是对根深蒂固的官僚系统和国家权力的公然挑战。在巨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山本理显的乐观让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