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詩奇｜​一住宅=一家庭

官僚系統下的住宅體系

根據山本理顯的論述，一住宅=一家庭這種住宅體系，是由官僚系統管理的現代國家所生產的。官僚系統的一大特點是為了方便管理，分割社會並形成相對應的機構。各機構的運作相對獨立，各行其是。比如，土地、河流、住宅、垃圾處理、水溝、街道、街燈、公園、食品安全等都有相應的機構負責。

此外，這些機構的結構是垂直／金字塔式的，由發號命令的“上級”和執行命令的“下級”組成。命令的執行者只負責行動而自動停止了思考。社會成員在各機構無論是辦事、提出申請、詢問、上學還是接受治療等，都會處在被動且停止思考的狀態中。這種體制產生的兩個重要結果是：社會的割裂和思考力的缺失。一住宅=一家庭正是在這樣的體制中形成的（圖01）。

2019年，山本理顯在名古屋工業大學一場講座中列舉了古希臘、西班牙、伊拉克和中世紀歐洲的傳統民居和臨街店鋪，來說明住宅空間在形成一住宅=一家庭以前的豐富性與公共性。這些案例都是他在原廣司研究室做聚落調查時積累的資料。

山本理顯發現在這些案例中，除了滿足家庭生活（隱私）的空間，還有一種與住宅外部連接、更緊密的過度空間。他把這種空間稱為閾空間（圖02）。這裡是接待訪客、喝酒討論世事（政治）的場所，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公共空間。

在西班牙的案例中，這個空間被稱為“recibiodor”，有相互幫助的意思。“一個存在於住宅內部的代表相互幫助的公共空間，這聽起來很有趣。”而中世紀歐洲的臨街店鋪，也被山本歸納為閾空間的一種。“這些臨街店鋪作為對外空間招待外來的客人，而居住空間則在更靠裡的位置。”

中間權力的消失

換句話說，除了家庭，還有一種大於個人和家庭的共同體（社區？）存在。山本理顯把它稱為“中間權力：共同體權力”。“早在古希臘時期，人們就擁有建立自治‘中間集團’的權利。在中世紀的歐洲，工商團體組織、教會等也相當於這種中間集團，且他們擁有的權力並不隸屬於國家權力。”然而，隨著歷史的演進（法國大革命、工業化等），這些中間集團逐漸消失（中間權力威脅個人自由、多樣性不利於工業化所追求的標準化和效率），取而代之的是個人權力和國家權力。“隨著中間集團的消失，私人空間vs國家的權力關係逐漸確立。”

而“一住宅=一家庭”的住宅體系正是這種二元結構的體現。“家庭被住宅關閉在裡面，私人生活的自由被關閉在住宅裡面。住宅內部是為了私人生活的自由而存在的空間，而其外部空間被官僚機制切割分離開，成為官僚制度管理下明確隔離的空間。由此外部空間就陷入了住民無法互相接觸、被高度監管的城市空間當中。而事實上，日本的城市空間也因此成為國家權力上尤為容易管理的空間。”山本理顯整理了“一住宅=一家庭（官僚制的國家管理體系）”6點定義：

1. 一個住宅裡面只住一戶家庭。（住宅的劃一化、標準化。家庭的劃一化、標準化）

2. 所建造的住宅是極度封閉的住宅。（為了確保隱私）

3. 跟鄰近的住宅相互之間毫無干涉與交集。（排除地域共同體）

4. 在這種住宅裡生活的家庭都是自給自足很高的自律單位。（與這種住宅共存的是家庭主婦，應該承擔洗衣做飯、養育孩子、照顧老人等所有維護和管理家庭事務勞動的社會倫理觀念）

5. 在這種住宅裡生活的家庭成為了勞動力再生產的單位。（即生育和教育孩子的單位，傳宗接代的生命循環過程）

6. 這種住宅是為被僱傭的勞動者而建的住宅。

山本理顯認為這種體制下生產出來的住宅千篇一律，官僚／標準化的管理方式抹殺了不同社區的豐富和特色，住宅間缺乏聯繫，各自為政。更為嚴重的是，在長期官僚式管理的陰影下，人們對這種千篇一律和割裂的狀態已經沒有感覺。

地域社會圈

隨著日本社會高齡化，一住宅=一家庭的住宅體制問題更進一步顯現出來。根據山本理顯引用日本相關單位的統計，1960年一個家庭的平均人數是4人，高齡化率是10%；2011年一個家庭的平均人數降到2人，高齡化率提高到23%。原有的住宅體系已經沒有辦法應對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獨居孤老死亡的案件逐年增加。

於是，山本理顯提出了以400-500人為單元的住宅概念模型。他稱這個概念為地域社會圈主義（圖03）。與一住宅=一家庭不同，地域社會圈以男女老少、單身、小家庭、大家庭等各種組合為出發點，考慮他們對空間使用的不同要求，形成集生活、工作、商業、娛樂、托兒、養老等各種內容於一體的住宅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將決定社會圈內的空間類型、管理方式、交通系統、能源系統、垃圾處理、空間的買賣租賃方式等。

換句話說，山本理顯嘗試通過建築設計來重新建立前面提到的中間權力（共同體權力）。這是對根深蒂固的官僚系統和國家權力的公然挑戰。在巨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山本理顯的樂觀讓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