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上投入多少资金,如果制度不能提供有利的环境,投资效率就会下降,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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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大选过后不久,新经济政策(NEP)被国家发展政策(NDP)所取代,当时马哈迪画出了2020宏愿的大饼,誓言要让马来西亚在2020年晋升为先进国,那时期WAWASAN 2020的口号此起彼落,响彻云霄,全国人民沉醉在经济前景大好的美梦。
新经济政策之后出台的政策,基本上仍是换汤不换药明显偏颇一方的政策,让土著与马来社会持续依赖政府的扶持,不仅影响国家振兴经济在政策上的效率,长久下来也导致土著和马来人变得缺乏自信,像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大风浪来袭。
此外,国家政策的不公,也导致人才外流,尤其邻国新加坡吸走大批我国培育的人才。
上世纪70年代,土著加上马来人的人口约莫占总人口的半数,新经济政策之下许多土著和马来人受益,到了90年代,由于执行上的偏颇,有权势者继续获得扶持,导致直正贫穷的马来人无法和富裕与有权势的土著和马来人竞争。
马来迪驱动朋党政治,导致国家的资源往某一边倾斜,土著与马来社会的贫富差距犹为明显。而当时的巫统又不断操弄华人占据大部分财富的论述,制造马来人和土著对华人的仇富心理。
不论是新经济政策或国家发展政策,制度的不公所造成的影响,才是导致我国经济停滞不起的主因。
1970年的新经济政策虽然设有固打制,但因政策的推动下把蛋糕做大,非土著还有机会分享国家经济蛋糕,1980年末的经济起飞, 的确让举国上下对经济前景感到乐观。
但1997金融风暴之后,许多企业受到重创。自此,我国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当时,我国的经济模式仍然持续停滞在依赖大量劳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期待外国投资持续增加;原本要转型走向成熟的经济模式,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但事与愿违,大多数中小企业仍趋向聘请外劳来规避产业升级的压力,甚至不惜冒险聘用非法外劳,当大家有样学样,执法过程又漏洞百出,拖延了我国经济转型的时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无论我们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上投入多少资金,如果制度不能提供有利的环境,投资效率就会下降,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这点不禁让人想起,政府在90年代强制私人企业每月需先按员工人数预缴一笔训练费用,待之后为员工开办训练课程后才向人力资源部申请报销。政府的用意是好的,但训练课程的安排与企业追求提高质量和生产力、降低成本的目标往往是两码事。
结果97金融风暴后,不管之前为员工开办了多少训练课程,对企业体质的改善仍然一筹莫展。
政府要让经济再度起飞,摆脱中等收人陷阱,必须营造适合高科技、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深耕、生根的产业生态。更重要的是,要高度关注政策的执行效率,切莫讲一套、做一套,让口号与行动永远存在无法契合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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