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我們在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上投入多少資金,如果制度不能提供有利的環境,投資效率就會下降,無法達到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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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大選過後不久,新經濟政策(NEP)被國家發展政策(NDP)所取代,當時馬哈迪畫出了2020宏願的大餅,誓言要讓馬來西亞在2020年晉升為先進國,那時期WAWASAN 2020的口號此起彼落,響徹雲霄,全國人民沉醉在經濟前景大好的美夢。
新經濟政策之後出臺的政策,基本上仍是換湯不換藥明顯偏頗一方的政策,讓土著與馬來社會持續依賴政府的扶持,不僅影響國家振興經濟在政策上的效率,長久下來也導致土著和馬來人變得缺乏自信,像溫室裡的小花經不起大風浪來襲。
此外,國家政策的不公,也導致人才外流,尤其鄰國新加坡吸走大批我國培育的人才。
上世紀70年代,土著加上馬來人的人口約莫佔總人口的半數,新經濟政策之下許多土著和馬來人受益,到了90年代,由於執行上的偏頗,有權勢者繼續獲得扶持,導致直正貧窮的馬來人無法和富裕與有權勢的土著和馬來人競爭。
馬來迪驅動朋黨政治,導致國家的資源往某一邊傾斜,土著與馬來社會的貧富差距猶為明顯。而當時的巫統又不斷操弄華人佔據大部分財富的論述,製造馬來人和土著對華人的仇富心理。
不論是新經濟政策或國家發展政策,制度的不公所造成的影響,才是導致我國經濟停滯不起的主因。
1970年的新經濟政策雖然設有固打製,但因政策的推動下把蛋糕做大,非土著還有機會分享國家經濟蛋糕,1980年末的經濟起飛, 的確讓舉國上下對經濟前景感到樂觀。
但1997金融風暴之後,許多企業受到重創。自此,我國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當時,我國的經濟模式仍然持續停滯在依賴大量勞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並期待外國投資持續增加;原本要轉型走向成熟的經濟模式,發展資本密集型工業,但事與願違,大多數中小企業仍趨向聘請外勞來規避產業升級的壓力,甚至不惜冒險聘用非法外勞,當大家有樣學樣,執法過程又漏洞百出,拖延了我國經濟轉型的時機。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是經濟增長的結果。
無論我們在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上投入多少資金,如果制度不能提供有利的環境,投資效率就會下降,無法達到預期效果。這點不禁讓人想起,政府在90年代強制私人企業每月需先按員工人數預繳一筆訓練費用,待之後為員工開辦訓練課程後才向人力資源部申請報銷。政府的用意是好的,但訓練課程的安排與企業追求提高質量和生產力、降低成本的目標往往是兩碼事。
結果97金融風暴後,不管之前為員工開辦了多少訓練課程,對企業體質的改善仍然一籌莫展。
政府要讓經濟再度起飛,擺脫中等收人陷阱,必須營造適合高科技、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深耕、生根的產業生態。更重要的是,要高度關注政策的執行效率,切莫講一套、做一套,讓口號與行動永遠存在無法契合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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