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攜手合作,通過教育交流、科研合作等多元途徑,為建設一個更加和平、可持續的世界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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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全球化的時代,跨國界的合作和交流已成為推進人類共同福祉的重要途徑。
作為國際政府科學諮詢網絡(INGSA)亞洲區主席,我最近有幸隨領導扎克里教授以及其他馬來西亞政府工業高科技集團(MIGHT)的高管一起訪問日本,展開與聯合國大學和應慶義塾大學聯合舉辦科學外交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相關的活動。此行不僅是一次學術交流,更是一次文化和理念的深度碰撞,讓我深刻體會到科學外交在今天世界的重要性。
座落在東京的聯合國大學現任校長是來自南非的奇利齊·馬瓦拉教授。在去年三月受委為聯合國校長以前,他是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校長,同時也是多個國家的科學院院士,並在人工智能如何應用在工程、電腦科學、金融、社會科學和醫學的研究頗有建樹。
會面時他向我們披露,雖然他未曾踏足馬來西亞,但是卻非常感激馬來西亞施於他的恩惠。原來在1998年至2000年期間,他藉助了馬來西亞政府所提供的共和聯邦國家獎學金來完成他在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工學博士學位。
他的故事啟示了我:馬來西亞的這份恩情為奇利齊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這份跨越國界的支持,不僅塑造了他個人的輝煌職業生涯,也反映了教育和學術交流在搭建國際理解和合作橋樑中的關鍵作用。
正是這樣的故事,激發了我更深地思考,如何鼓勵更多的馬來西亞人走出去,參與到東盟、亞洲乃至更廣闊的聯合國平臺上,為全人類的福祉作出貢獻。
然而,跨文化合作並非沒有挑戰。在與日本的合作過程中,我們面臨著語言障礙、文化差異以及對合作模式的共同理解等問題。
比如說,我們在出發前就提前把要談判的事項安排妥當,到雙方正式開會時,基本上就是核實已安排好的事項,並作出合適的決定。
所有條件的協商、談判和遊說都已經通過通曉內情與掌握日英雙語的代表或說客,在會議進行前來回周旋。一旦在會議進行期間臨時加入沒有提前討論或者安排好的議程,就可能讓對方感到為難甚至是不知所措,最後導致會議結果難產。
這些挑戰要求我們不僅需要深入瞭解合作伙伴的文化和價值觀,更需要在此基礎上建立有效的溝通和協作機制。
此外,科學外交的推廣和實踐也需要我們具備跨學科的知識和全球視野,才能在促進SDGs實現的道路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和反思,我強烈呼籲更多的馬來西亞人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特別是在科學外交和推動SDGs方面發揮自己的力量。
馬來西亞不乏有志之士,正如那位在劍橋深造、由馬來西亞獎學金支持的聯合國大學校長一樣,我們每個人都有潛力在國際舞臺上發光發熱。讓我們攜手合作,通過教育交流、科研合作等多元途徑,為建設一個更加和平、可持續的世界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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