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大學畢業生的最低工資定為3000令吉的建議,雖然能夠直接改善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水平,從而提高國民的收入,但這種簡單一刀切的方案卻存在著很大的侷限性。首先,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是,我國經濟是否具備實施該建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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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數十年來,只有少數經濟體成功實現了從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的躍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5年的數據報告,在1970年至2010年間,在167個經濟體中,只有9個經濟體成功地完成轉變。這反映了這一轉型過程的艱難,以及一個經濟體需要全面不懈的努力。
馬來西亞曾經在90年代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經濟成就。例如,在那個時期,我國是東南亞除新加坡外吸引外資第二多的經濟體,並且在90年代初期,經濟增長率一度高達9%。因此,當時的政府雄心勃勃地提出了“2020宏願”,冀望在30年內實現這一轉變,讓我國躋身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但其後我國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等問題以及政府所採取的應對策略,卻讓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並邁入高收入經濟體成為了相當艱難的挑戰。如何提升國民收入成為歷屆政府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
在根本上,缺乏足夠的高附加值生產導致了馬來西亞經濟無法創造足夠的高技能工作機會,這是國民收入增長受限的主要原因。過度依賴勞動密集型生產和相對低成本的低技能外籍勞工使得我國經濟缺乏轉型的動力,而缺乏足夠的回報則導致企業,尤其是中小微型企業無法做出顯著改變。
國內有限的高技能工作機會和薪資增長,再加上近年來零工經濟的興起,為我國勞動力提供了更多的就業選擇。因此,高中畢業後繼續深造的吸引力正在下降。教育部長就曾指出,在完成馬來西亞教育文憑後選擇不繼續深造的學生從2020年的35.16%上升至2021年的48.74%。長此以往,缺乏高技能工作計劃導致了人才外流現象會與日俱增,而深造人數的下降則讓我國逐漸面臨高技能勞動力的減少,這都會使經濟轉型變得更加艱難。
政府此前也曾推出各種措施,其中包括實施最低工資制。從最初的900令吉提高到目前的1500令吉,這直接增加了低收入者的薪資,並間接促使企業因低技能勞動力成本上漲而被迫或主動進行轉型,以實現提高國民收入和經濟轉型的目標。而最近,經濟部和人力部正在商討修訂最低工資制,高等教育部長甚至提出將大學畢業生的最低工資定為3000令吉的建議。
雖然這一建議能夠直接改善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水平,從而提高國民的收入,但這種簡單一刀切的方案卻存在著很大的侷限性。首先,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是,我國經濟是否具備實施該建議的能力。
在正常情況下,薪資應當與工作所創造的價值掛鉤。因此,高技能工作因為能夠創造更高的價值,通常會支付更高的薪資。然而,在這項建議中,部長也提到了2022年的數據顯示我國的高技能工作機會僅有210萬個,而畢業生人數卻達到了500萬人。當市場缺乏高技能工作崗位時,企業又怎麼可能願意支付高薪金來填補低價值的空缺呢?當企業無法根據工作崗位的生產價值進行薪資調整時,是否會導致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面臨更大的困難呢?在這種情況下,畢業生的不充分就業問題(underemployed)或許會減少。
畢竟,較高的起薪會減少中低技能工作招聘畢業生的意願,但卻會因缺乏足夠的高技能工作機會而提高畢業生的失業率。
此外,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忽視勞動力的生產效率可能會衍生其他的經濟問題。其中,近期備受關注的馬幣匯率問題就很可能會受到影響。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2018年至2023年期間,我國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增長率為1.57%,在東南亞11個經濟體中排名第6。當薪資增長高於生產效率增長時,其將導致生產成本的上升。而作為高度依賴出口活動的經濟體,在缺乏其他配套政策支持的情況下,匯率將被迫進行調整以保持與其他經濟體的出口競爭力,從而增加匯率貶值的可能性。
此外,該政策的適用性還受制於馬來西亞經濟領域的發展情況以及畢業生的專業是否與需求相符。能否提供適合的工作也是企業是否採用更高薪酬制度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如果不能配合經濟轉型,創造更多適合高附加值的工作,僅僅注重直接提高薪酬是治標不治本的舉措。長期而言,這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可能弊大於利。要讓該政策真正發揮效果,相應的配套政策不能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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