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家史皓元／大學修了一門漢語史 對古代漢語更著迷

史皓元認為，“在地域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若是出現一種大家都認同的語言是好事，減少誤會之餘，也能更高效溝通。”
好比在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開始系統性地推廣國語。1949年之後，我們今天提到的“普通話”才正式被易名，意思是普遍、共同，也就是人人都能聽得懂。

若是放在本地語境下，試想想剛過去的農曆新年，隨父母回鄉與親戚相聚，舅舅小叔東一句潮州話，西一句客家話，你是一問一聽三不知。這時你會不會心想，拜託，能不能和我說華語就好？

但語言本就百花齊放。我們說中文，然而方言與統一語言是否可能共存？“有些地方在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使用較為強勢的手段，也相等於把地方方言壓抑了，這是我認為遺憾的地方。”史皓元說。

“但已經來不及了。好比臺灣在二戰至1980年代末期推行國語政策，學生來到學校只能使用國語；文化語言隨之陸續變成國語，以至於方言與書面語的關係脫離得更遠。”他說。

可能我們無法想像，傳統時期原來的書面語都是用當地方言來朗誦，反而在口頭交流上人們使用官話。“做官的人最初在家鄉學習古代漢語，用家鄉話朗誦，但這些傳統都已經斷絕，只剩下普通話，這是我覺得很遺憾的事情。”史皓元接著說。

1980年至2000年代的馬來西亞，也掀起了一陣“多講華語，少講方言”的風潮。在這場運動之下，多家華小、華文獨中規定學生在校禁止說漢語方言，違規者可能被記名或罰款。

“我們推廣中文，不是要把方言消滅，更不是要把它壓倒。有沒有可能達到一種雙語制的理想狀態？”史皓元提出這樣的想法。

用整個暑假  找尋一所附有中文專業的大學

進大學之前，史皓元早已確定自己的升學方向——那必須得是一所附有中文專業的大學。暑假期間，同為教授的父親有了空餘時間，“他說，我們暑假露營上去，你可以一個學校一個學校地去看。”

這是他們的父子情誼，途經森林瀑布、山峰溪流，“我們就這樣從加州南部一直往北走，經過舊金山看了伯克利分校，又到了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他回憶起說。

“我們看的是學中文的習俗和環境，在華盛頓大學剛好遇到一位研究漢語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就是羅傑瑞（Jerry Norman）。”

史皓元在加州長大，記憶裡雖然能見到華人，但數量沒有後來多。偶爾一家人去唐人街吃飯，對中國人、中文總會留下一些印象。“小時候我聽華人說話，雖然完全聽不懂，但總覺得中文的聲調很有意思。”

漢語挑戰不大 轉戰古文

“我想挑戰古文。”現代漢語對他的挑戰似乎不大，“而且語言與歷史有關係，比如六朝時期小說的語言和先秦已經有差別，敘述文也是帶有口語色彩的，這些都是吸引我的地方。”

後來，史皓元轉學到華盛頓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與中國接洽開創了第一支從美國到中國的遊學團，那是1979年的秋天。“一批17個學生，我是唯一一個只學了兩年多漢語的學生。可能一開始我就特別注重發音，他們被我的發音給騙了吧！”史皓元笑著說。

從他口中說出一口標準的中文，語音嫻熟流暢；要是不見其身，很難想像說話者的母語不是中文。

到過北大、臺大等校園研習漢語，但修的多是文學、現代漢語等課，唯獨少了語言學。後來史皓元回到華盛頓大學申請研究生，修了一門漢語史的課，就發現自己一直以來對古代漢語更為著迷。

研究生期間，他鑽研六朝文學，碩士論文就寫《六朝志怪小說》，還把整本《搜神後記》翻譯成英文，邊研究版本問題。
“過程中最感興趣的又回到六朝文學的語言本身，還有語言的歷史，就去修羅傑瑞的漢語史。當時，主要的課本是王力的《漢語史稿》，描述各個時代的語法如何轉變，比如從古代漢語到近代漢語的演變。”

他們探討的是方言的現象，簡單而言就是“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說話”。古今語法有別，“比如我們現在知道的第三個人稱代詞只有官話方言才有；唐朝之前人稱代詞是什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代詞？ 歷史事件與語言現象相關，吸引我進一步研究音韻學。”

方言與統一語言的共存

語言統一的其中一個意義，自然脫離不了民族團結。強勢的統一背後，會否帶著“畏懼”的心理暗示？要是對方言產生了畏懼之心，又是懼怕它的什麼？

“方言與各地的地方意識相關，倘若巧妙且開明地處理，應該不是一個大問題。”他說。

然而，“如今在上海已經很少能聽到上海話；方言逐漸變得弱勢，也造成願意學習的人減少。”但他說，有一個地方在推廣普通話與保留方言雙方面都做得很好，那就是香港。1997年開始，香港小孩在中小學一定要學普通話，但沒有強制老師用普通話授課，也沒有規定學生在校園內不能說粵語。

二十幾年過去了，史皓元在港大教課。課室裡，似乎粵語與普通話的聲音都能聽見——“他們能說，也能聽普通話，需要的時候也會用來閱讀。但他們喜歡說廣東話，溝通的語言還是粵語，那是他們感到親切的語言。”

這即是史皓元理想中的雙語制狀態——“但很難做到，這必須是巧合，歷史方面一國兩制的巧合。”

語言 人與人相遇的方式

某年暑假，史皓元到了內蒙古烏魯木齊北邊的小地方做漢語方言調查。“一個朋友開車載著我，我們一路上聊了很多，我也和他的父母聊，就一邊做著方言筆記。”語言、地方口音就像流水，它會流動也會滲透——“後來回到港大，認識了一個佛教研究學院的老師。對方一開口，我就問他，你是不是來自內蒙古？”他笑說。

如今，他能辨識的漢語方言大概超過10種：“熟悉的，聽到都會有感覺。”語言，也是人與人相遇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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