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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03pm 19/0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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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家說書】吳惠春 / 懂些藥的趣事

作者:吴惠春(爱大华)

編按:你沒看錯,這裡依然是閱讀版,不是醫藥版。【讀家】談藥?談的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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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的“藥”(drug)一詞,來源於古法語,意為“曬乾的藥草”。根據詞源,植物在過去是非常重要的藥物來源。1991年意大利厄茲塔爾阿爾卑斯山脈冰川下挖掘出來的“冰人奧茨”,就是一個佐證:科學家發現他的腸子感染了鞭蟲,而他隨身攜帶的一種蘑菇,就具有殺死鞭蟲的功效。

另一方面,鴉片作為最古老的藥物,源自小亞細亞的罌粟。蘇美爾人因為它可帶來愉悅,就以“忘憂藥”稱之。然後輾轉經由阿拉伯商人帶到希臘,因能止瀉而成為治療痢疾的藥物。然而在16世紀前,藥物的使用往往也參雜了迷信和超自然元素,因此“獵藥”過程所需反覆試錯的毅力,運氣也很重要。

一直到1543年,時年28歲的德國醫生瓦萊裡烏斯·科爾都斯(Valerius Cordus)出版了《藥典》(Dispensato-Rium),附加在藥物上的超自然迷信色彩才漸漸被摒棄,取而代之的是頗具現代科學精神的實證主義。其後,哥倫布開啟了大航海時代,獵藥的足跡也開始遍佈於異域的樹林。奈何殖民者的腳步,卻因熱帶流行的瘧疾而躊躇不前。最後,藥劑師從南美洲發現一種叫金雞納(Cinchona)的樹皮,萃取出可治療瘧疾的奎寧,這僵局才宣告打破。從此殖民擄掠之道,變得愈加順暢。

◢想像一下,不用

乙醚(Ether)用於麻醉病人,但科爾都斯當年成功合成乙醚後,只是把它當作治療咳嗽的藥物。之後的3個世紀還被用作化學溶劑或治療頭痛、眩暈、癲癇、風溼病等其它疾病。1846年10月1日,《波士頓日報》(Boston Daily)報導了牙醫威廉·莫頓(William Morton)為病人無痛拔牙,受到著名醫院醫生的關注。

當年麻醉藥還未問世,為免病患在手術過程中遭受過度折磨,醫生必須速戰速決。儘管有助手幫忙架住病人,血濺手術現場仍是家常便飯,更可怕的是病人掙扎時,助手的手指甚至是病人的睪丸,都曾不幸遭切傷。術後病人因壞疽而死的幾率,也高得嚇人。

1846年10月16日,當時最好的醫院——麻省綜合醫院決定進行一場公開手術,以測試莫頓的麻醉方法是否有效。手術當天,頸上長了一顆巨瘤的病人躺在病床上,護理人員立在一旁嚴陣以待。病人在乙醚的作用下漸漸沉睡,冷森森的手術刀在其頸上滑行。50個好奇的吃瓜群眾屏息凝視病人的反應,然而,病人毫無反應,胸脯平緩地上下起伏證明了他還有生命體徵。最後病人手術非常成功。

有了著名醫院的背書,醫學界對乙醚的需求量暴增。然而當時的藥房都是地方小藥房,不僅供應不充足,而且每家配方劑量不盡相同。更糟糕的是,合成乙醚的作業技術含量高,一般小藥房合成出來的成品品質不佳,這很容易危害到病人的生命。因此,醫生急需一個可以信賴的標準化配方。有市場就有供應,由愛德華·羅賓遜·施貴寶(Edward Robinson Squibb)所創立的施貴寶製藥公司(E.R. Squibb and Sons)應運而生,這也為工業化製藥的時代就掀開了序幕。

製藥進程邁入20世紀後經歷更快速的變化。《獵藥師:發現新藥的人》在之後的篇章也給我們帶來很多令人大開眼界的故事,然而我想讓讀者們自己去挖掘。除此之外,若要了解一下比較近代的製藥故事,不妨讀一讀梁貴柏的《新藥的故事》。當中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關於“河盲症”的篇章。

默沙東實驗室從日本靜岡地區伊藤市寄來的一份土壤樣品中,發現了可殺死寄生蟲的活性物質。即使稀釋了很多次,效果依然不減;這就是伊維菌素的由來。無論人用或獸用,年銷售量數以億計。河盲症在沙哈拉以南沙漠地帶肆虐,造成一些村落50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失明的患者甚至高達60%。出於人文關懷,默沙東決定不計較得失,對該地區長年提供依維菌素,以解決河盲症的問題。這項事業後來獲得各大組織的合作並擴展到其它地區。

◢獵奇療法:吃土、顱骨鑽孔

在醫療的歷史中,難免會因為病理知識不足而出現一些令人側目的療法。《荒誕醫學史》一書絕對能夠滿足我們的獵奇心態。吃土治病、為治療頭痛、癲癇或精神疾病而給顱骨鑽孔。另一方面,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把公牛腦袋塞入麵包,然後把這“夾餡”麵包綁到病人頭上權當治癒精神病的偏方,可真讓我腦袋“清奇”了起來。驚嚇詼諧還能長知識,萬勿錯過的一本好書。

藥物問世,除了科學家孜孜以求的嚴謹態度,更多時候肇起於先賢的啟發,而且往往會帶來出人意表的演變,在《Ten Drugs:How Plants, Powders, and Pills Have Shaped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作者就是以這樣的角度為我們剖析藥物如何形塑世界。

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是我們熟知的之父。奶牛工是天花疫苗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我們卻總是有意無意地忽視幾位頗有先見的女性的貢獻。瑪麗·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出生於名門望族。儘管如此,聰慧有主見的她卻選擇了與非家族看中的有為青年結縭,並於1713年迎來了他們的長子。好景不長,她的弟弟在一場天花疫病中逝世,而她自己也在兩年後遭受天花襲擊。雖然逃過一劫,她的容貌卻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後來,她隨丈夫出使奧斯曼帝國。她看到當地人使用特殊器具把較輕微病症,且已痊癒的病人痂皮和膿液混合物,放在健康小孩手臂刮出來的傷口上,以此催發疾病並引發針對天花的免疫反應。她深深為之著迷,並決定在當地為兒子接種(engrafting)。

回到英國後,本想推廣君士坦丁堡的天花接種法,卻遭到醫學界的強烈反對和恥笑,❶宗教原因,當時的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教世界互不信任;❷性別原因,醫藥界由男性宰制;❸當時“四體液”說在醫學界占主導地位:醫生一般都會為病患放血催吐以便四液重新趨向平衡,達致醫療目的。1721年,天花再次襲來。有了兒子的成功案例,她覺得先在上層階級展示接種的方法。這一次的展示不僅受到貴族追捧,也獲得皇族的關注。儘管當中還是經歷 一些曲折,但有了皇室背書,推廣之路平坦許多。就連前面提到的疫苗之父——愛德華·詹納也是受益者之一。

製藥的成品往往會與最初製作目的南轅北轍,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讓男人重振雄風的威爾剛(Viagra)原本是用來治療心絞痛;西羅莫司(Rapamycin)用作冠狀動脈支架的塗層,但其最初的研發目的卻是為了治療運動員的腳氣和酵母菌感染。因此製藥過程充滿很多不確定,幸運的話,或許能推出如上所述的爆款,不幸運的話,往往挹注幾十億都如泥牛入海。珍惜藥物,不濫用,不浪費,那就是我們一般人能做到的最基本用藥倫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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