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嗞……”翻炒、搅拌、驱散、控火……回家的那天,我在厨房开启厨娘的生活。
新家的厨房远胜于宿舍。自从中五毕业,我就带着一只黑色帆布质的小箱子离开渔村。那时年正十八,学历不高,也不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与一生中不可割裂的三个女人居在一间800平方米的公寓。厨房和客厅空间紧密,打开便可一眼望穿所有家具。厨房水槽建在门的右侧。水槽底下堆满厨具、杂物和备用的日常用品。水槽高约90厘米。拧开水喉洗碗,我习惯踮起脚尖将身子往前倾,小腹紧贴槽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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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渡城后第一项不友好。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笼罩,全国经济颓靡,工作也变得不好找。为了打发3个月的找工空档,包办一日三餐落在我日常行事里。那段日子,我深刻体会了家庭主妇的难处。做厨娘,要比挣面包的人更早起身,加上冷冻肉要提早从冰柜里取出退冰,预算更早的时间也必须在凌晨5时或那之前起床。收拾早餐,她们要提早准备下午时间打工人的午饭,还有一家子的晚餐。于是,在厨房里噼里啪啦作响,几乎感觉不到他们是否还有呼吸,也或许是因为不同步的四肢使得五脏六腑都跟着急促不止。
晚餐是最考验功夫的一顿饭。当一家人聚成一个圆,每个人喜欢的口味都不同,有时则是天气或性情使然,手和脑需要灵活地随着这些突变因素而想出今天适合一家人胃口的饭菜。若说世界上最懂人心的是厨娘也不为过。我不晓得喜欢特定味道和一个人的性格是否相关,但总有几分无法用科学解释的规律存在。老妈总爱清淡、无味的菜。甜的咸的食物对她来说都会刺激味蕾,让她的舌头片刻驻进死亡禁地,无法忍受味觉与乱序的神经交织在一起。老爸则与她不同,要吃鱼就要吃咸鱼汤;一碗公鸡碗大小的咖哩起码加上一饭匙的蔗糖。于是,饭桌上必然存在这么一条铁定律:一菜一汤,菜是清炒;汤是咸鱼汤。
清淡和重口味的配搭,日子也就这样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从黄色小花裙制服到深蓝色白衬衫校服,饭桌上再也没有出现清炒的菜。我好像做了很长的梦,梦里面是熟悉的老屋走廊,地板上有许多散落的玻璃碎片无人问津,伴随震耳的声响,那声音足以毁坏老屋的墙。声音的频率有高有低,每一刻都比上一秒来得响亮。我捂着耳朵不让自己的神经再受到这般迫害,但后来只剩下断续的凄声、哭泣,还有什么像是失重的物体落在皮肤上的声音。
梦醒,我身在老屋的睡房。和我在一起的还有同年龄的弟弟。他的瞳孔在听到声音落下的瞬间巨大几毫米。一次、两次、三次……是母亲的大嚷。屋里除了爸妈,没有其他大人。我和弟弟走到门前,带着颤抖的身体不断抽泣,大喊着爸妈停止他们的战争。我记得手抓住门把推开那一扇老门的一瞬,那张发红的脸爬满了青筋,父亲转过头循着我和弟弟的哭泣声回看我们一眼。他的眼睛直勾勾地好似一只黑豹盯着眼前的猎物,眼角被红色蜘蛛网覆盖,凶煞犀利的瞳孔仿佛下一秒将血盆大口吞噬眼前的猎物。
那之后的日子,生活变了味道。
母亲不再早起,不再厨房里做菜。每天,我和弟弟总感觉空荡荡的。闹钟换了形式,衣服也变得皱巴巴。上课时,因为腹腔无物,总是控制不住发出奇怪的吱声。到了午餐,家里依旧很安静。爸妈都不在家。我们拿着口袋里隔天给的零花钱,随便买了杯面冲泡热水后果腹。有时,走在便利店街上,看见卖肉包子的安娣就买了一个“巨无霸”肉馅包子作午餐。下午阳光刺进窗帘,老风扇砥砺挥动着翅膀,在风中释放着热情。右手提笔写作业,时而一口一口地咬下卤汁肉碎。卤肉与黑酱汁的味道加上捣碎的水煮蛋,那一口含在嘴里的是这个家里所剩无几的温暖。
适逢晚餐之际,我和弟弟坐在老屋外边的秋千上,等着父亲提一些伙食回来。老爸回来的时候总有辨识度。他手里提着割开口子的汽油桶,里面装着从海上捕捉回来的鱼儿,有时是甘望鱼;幸运的时候是肥美的午鱼。他总迈着轻快的脚步,脚还不时发出水泡的声音。这是船上捞起一摞网的鱼苗将夹板给打湿,海水渗入拖鞋底部致使他拖步时发出的断断续续怪声。老爸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吹着口哨,步子更是宽而轻盈。
渔夫出海不定时,他们需要看老天的脸色。有一天傍晚,天空下起滂沱大雨,父亲顶着湿透厚重的身子,提着漏水的容器,像个瞎子那样迈着胡乱的快步。我和弟弟慌忙地为他打开爬满青苔的后门,递给他毛巾擦拭头发,深怕父亲着凉。望着父亲疲惫的脸庞,容器里装满了雨水,里面却没有一条鱼的影子。后来,父亲说因为雨季加上潮汐不定,村里的鱼已经难以捕捉,需要前往更远的海域捕鱼。那次之后,父亲担心我和弟弟饿着肚子,于是开始教我怎样做菜。
我记得第一次走进厨房拿起铲子的时候。130与80厘米的对峙,这是老屋子里的镬与我小五时候的对比。老屋没有高科技的吸油机,只有悬挂在墙上近达天花板的三叶扇不时轰隆作响,风不大,但杂声扰耳。咖哩鲨鱼,这是我人生中学烹饪的第一道菜。
母亲只有在新年的时候下厨。她是个健康主义提倡者。即便是一锅一铲,在她眼里都是不能忽视的因素。我无法知道那亮得直发白、闪烁在脸上发烫的光的重量。赤裸无衣的铲也是白钢材质,除了近距离接触那偶尔腾飞的热气,拿起来倒也顺手。一家七口,一个菜篮子的面积大概要用四张大饼脸填满。偌大的锅子,滴上椰油之后用铲糊里糊涂地划了几圈。待几分钟,闹心的油滴在半圆的大锅里一点点地出现、消失,宛如与其他同伴玩起捉迷藏。
咖哩是橘色的。碗里填满许多马铃薯丁和鸡肉块。与父亲的咖哩不同,母亲觉得茄子过于油腻,因此从来不在咖哩里加上茄子。有时,母亲为了让家人少点摄取过咸的食物,她在咖哩里只加入少许的生抽。因此,这碗只有颜色的咖哩在家人眼中总是不讨喜。
或许,是太久没有吃母亲煮的菜,也或许是平日吃的口味稍重,过年吃饭是我最期待的事。我勺起咖哩汁,隐约可见浮起一点一点的椰丝。与父亲的咖哩杂菜不同,父亲从不用生椰来煮咖哩。橘色的咖哩汁带有几分白,这是母亲花了一整个早上自己用手挤出来的椰浆。
椰丝从椰母身体脱胎后装进一个筛子,筛子的下方是一个空锅。这时,母亲会将沸腾的热水缓缓地倒至椰丝,手势在半空中划出几个圆。每一滴水都渗透进椰丝与椰丝之间,雪白的稠水从筛子的缝隙缓缓流出落在空锅里头。椰丝经过热水的滋润变得黏糊糊的,母亲用另一闲着的手伸进椰丝林里,把它们一把抓起来放到手心用五根手指合闭挤搓,底下流出的水分更加浓稠皓白。油和峇峇斯咖哩粉炒出香气,刚挤好的椰浆混入锅里头轻轻搅拌。倒上马铃薯丁和鸡肉块慢火烹煮,浓浓、清淡的咖哩就这样完成。
我曾好奇地问过母亲,为什么要来马来西亚?为何不在新加坡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母亲笑笑,解释若是在新加坡,父亲不谙中文和英文要如何生存?
以前我把这句话当真,暗暗地下决心把语文科修好。后来高中,母亲和父亲的矛盾越演越激烈,有时她无力地坐在躺椅上,泪水从眼眶一点一滴地失了重,是一颗碎心的重量。一股愤怒积满身体,我将母亲的泪水打湿在争吵的刀刃上。我与父亲,一个扁嘴,一个大舌头,终究父亲被燃起火,愠怒地说没有我这个女儿。那句话说了以后没多久,父亲被诊断出罹患大肠癌第二期。
马来西亚文凭考试迫在眉间,厨房暗淡无光,饭锅里还剩下渐渐干化的白粥,垃圾桶里有许多美奇牌的泡面包装纸。父亲人已消瘦,母亲在工作和家里来回奔波。然而,我和父亲始终没有说上一句话。有天放学,我把自己锁在阁楼间里复习考试范围。母亲端起刚煮好的饭菜,游说我和父亲道歉求和。
我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什么。如同我曾经质问过母亲为何不与父亲离婚,结束这段错误的婚姻。母亲总以“你们还小,等你长大就懂”搪塞过去。而后,母亲在每次的争吵中妥协。即便是父亲的错,他始终没有向母亲说过一句对不起。凭什么,没做错事的人要向他说声抱歉?
我走进厨房,看见父亲坐在饭桌前用汤匙削着切片的鱼肉。我把嗓子压得很低沉,小声地对父亲说抱歉。父亲很冰冷,如同死去后冰冻处置的鱼,没有回复。片刻,他只是“嗯”地应声。我笑着,装作无事发生地和父亲道别后回房。
再一次回家,厨房里剩下父亲驼背的身影。这时的他已经越来越小,而母亲老早已回了新加坡。一次,父亲在厨房晕倒,他说他看见死去的爷爷,呼唤他不要过来。后几天,父亲去修船。回来后,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无法如从前年轻时那样矫健灵活。从船头望下去,他惶恐地不敢直接纵身跃过夹板,只能转身缓缓地从梯子爬到岸上。
老屋的镬因为没有人清扫,早已生了锈。爬满褐色的锈也在父亲的手上留下印迹。父亲说,年纪越大,斑纹一直出现。一次学校放假,我从加影的车站归来。新家的灯火光明,老爸为了迎接我煮了一道咖哩杂菜。颜色还是从前的颜色,但味道非彼时的昔日,吃起来更加灼热,舌头因为过多的糖分而更加沉重。
夜里,父亲已入睡。姐姐和弟弟说起这几个星期的遭遇。他们早已习惯父亲煮的菜。因为长期服药,父亲已丧失原有的味觉。甜的、咸的、辣的、酸的他的味蕾已经无法感受到真实。休假那几天,我看见父亲服药后在厕所里吐出一抹唾液。他说新药难以下咽,放进嘴里没多久就有一股强烈的苦涩入侵舌尖,而他方才吐出的是药的苦水。
我无法想像那些药的苦味,更不能想像父亲这席间的退休生活。
姐姐找了外面餐厅搭便当,每一天下午和晚餐都会有人负责将饭菜送过来家里。新家的厨房很大,与老家积累灰尘的厨房空间相比多出几平方米。
宵夜,我拿起从宿舍带来的杯面走进厨房盛热水。大大的厨房,没有声音,没有油烟。地板是干净的,人是稀少的,而记忆仿佛停留在父亲母亲的菜。不在这里,在老屋的厨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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