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教授.​“马华”不能只是为了荣耀华族

当我们义愤填膺批评极端的马来本位主义者的论述时，是不是也要自我检讨吾等华族的心态，有时是不是一种自认为是“受欺压”下激活的自大优越性神话？

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助理教授白伟权去槟城游玩，在街边“捡到”一本免费取阅的《城视报》（2023年10月至12月号）。这期收有一篇关于我在“大马遍地美食线上讲座系列”之专题报道：张婉芊文字整理〈跨文化的再创造：海南料理在南洋〉。白老师顺手拿回来，送给我。原来自己的讲座内容被记者整理，登在槟城的《城视报》，很是开心。而且主编还请了专人（张桂佩）画了两张很到位的插图，很是传神。满心欢喜。有人一年可以发表三四十篇论文，这种事，不敢恭维，也做不来，讲出来可能也会给人怀疑是怎样写出来的。不过我一年倒是开讲三十几堂讲座，教学相长。虽然准备工夫也很耗时，但心情愉悦。看到有实际的正面回馈，心底更加的踏实。

当然，学术论文还是要认真撰写的。不过，做学问是要开心，而不是比较谁比较厉害。每次完成一篇论文的初稿总是筋疲力尽。写论文，要有问题意识的定题目，找资料，拟框架，那才是最耗时和郁闷的事。可是在初稿完成后的边读边修改自己的文章，若没有“感动”，大概你的文章也没什么灵性了。生硬的学术论文，可以有适度的温情（不是情绪）。

我是研究“马华”（马来西亚华人史）的。书写“马华”，所为何事？最近白伟权《拜别唐山》和莫家浩《臆造南洋》两本新书被标榜为“新南洋史”。我虽是其中一本书的写序人，但不要问我什么是“新南洋史”，因为“新南洋史”不是我提的，而是“莫白”（家浩和伟权）的出版社作为重点促销文案而推出的。对我来说，现在根本没有“新南洋史”（学风或学派），即使有，也不成趋势。惟不管你是做南洋史还是做“马华”的所谓华人研究，纵使你不自觉存有华人本位，但至少那些悲情史、那些奋斗史／斗争史，还有那些还没有做研究就已经有写作目的和答案定论了的“贡献史”等概念书写，是需要摆脱的。我不是说你不要再有研究的情怀和立场，但你必须要有多视角多语重文献史料来论证你的研究，要有更多元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及了解你的研究对象，而不只是“荣耀华族”这样一个悲壮的使命和动机。

当我们义愤填膺批评极端的马来本位主义者的论述时，是不是也要自我检讨吾等华族的心态，有时是不是一种自认为是“受欺压”下激活的自大优越性神话？

2023年10月，宋燕鹏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出版了。书中收录了我的一篇论文《走出“地方”──华人史研究的几个观察思路》。这篇文章总结出好几个点，于兹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两点，其一，我们的华人研究的视角常常被“国境”、“国别”给绑住了。而“进村找庙”的田野调查，也常常走入“见树不见林”的迷思。结果槟城人写的乡土怀旧，有浓浓的“槟岛人”优越感。马六甲人讲古，一讲就是六百年从郑和说起，却在马六甲找不到太“真实”的郑和遗存。而“文化新山”说故事，历史短短，却一再宏扬地方文化：说我们新山是最特别的、最团结的，我们有“独尊义兴”的“古庙精神”、有“五帮共和”，有“一山一庙一校”。如此的华人地方史研究仅沦为弘扬地方文化建构下的史料填空工作。然而，作为理性冷静的学者，就不应停留在这个“写作”层次，而应要与这种弘扬地方文化的“历史建构”自觉地保持一定的“距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