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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8:00am 25/0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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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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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玮.物价和生活成本是两码事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大马通胀率低,可控。但人们却抱怨东西越来越贵,被逼过着“钱不够用”的生活。两者似乎出现矛盾,但其实,前者说的是物价,后者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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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与生活成本,两者息息相关,但它们并不是一码事。物价涨不一定代表生活成本上升,若鸡肉贵,我改吃其他的肉,我的生活成本不变,甚至不增反减。

反之,物价下降也不一定意味着生活成本减少,比如学费下降,这对一个毕了业的未婚人士可能毫无帮助。所谓的通胀率,它可以测量整体物价的走势,但不能反映人们的生活成本。

大马预计在今年推出“生活成本指数”。它将成为衡量人民生活成本的指标,帮助政府更有效分配资源与援助。生活成本指数不是一个新概念,而是类似“全球最贵城市”的排名,一般都是根据生活成本指数而定。

从美国的美世咨询(Mercer),到英国的经济学人智库(EIU)等公司,都以各自的标准制定各国的生活成本指数;生活成本高的城市,例如苏黎世(瑞士)、纽约、新加坡等常常榜上有名。

在西方国家,生活成本指数为民众及领导者所熟知,但并非每个国家都设有官方机构来制定这一指数。

以美国为例,非官方组织C2ER制定的生活成本指数(Cost of Living Index,COLI),它以100点作为基准值,推算不同城市的指数。例如,纽约的指数高达225.2,而一些德克萨斯州的城市低至80左右。这反映了不同地区之间生活成本的显著差异。

回到大马,人们对合理的最低工资常有争议,部分原因是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立场,部分则因为考量不够具体和缺乏针对性。

根据大马公积金局发布的《我的预算2022/2023》(Belanjawanku)报告,不同城市间家庭开销的差异相当显著。例如,巴生河流域的一个四口家庭,其生活开销比亚罗士打的家庭高出近1500令吉。

这一数据表明,如果根据生活成本指数来划分不同地区,所得出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更能反映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这对未来制定政策,可能有显著的帮助。

除了地区,有的国家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制定不同的指数。在澳洲,统计局负责制定生活成本指数(Living Cost Index,LCI)。它把澳洲人分为工薪族、退休人士,以及需要政府帮助的群体等,根据每一个群体的生活需求,制定特定的指数。

据最新报告,澳洲的通胀率在4%左右,但工薪族生活成本却上涨至近7%。由此可见,通胀率反映的是一揽子物品的价格涨幅,由于不同群组购买的物品有差别,通胀率未必能准确反映他们的实际情况。

在每一个群组的生活成本指数背后,可以被细分为一系列反映不同物价的指数,包括食物、衣着、房子、保险、教育等。澳洲政府与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这些资料,更精准判断不同物价涨幅对不同群体的影响。

例如,保险费用上涨增加工薪族的生活成本,而酒精涨价则影响退休人士最多,这很可能跟他们的年龄层及生活习惯有关。

在大马,过去的援助政策通常基于收入将民众分为B40、M40和 T20三个群体。随着政府转向更具针对性的政策,补贴的削减对不同群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为了减轻对全民的影响,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收入水平。参考类似澳洲生活成本指数这样更为细分的数据,可能更有用。这方法可以更公平地调整补贴政策,以符合不同地区和人群的实际需要。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大马通胀率低,物价可控。但人们却抱怨东西越来越贵,被逼过着“钱不够用”的生活。两者似乎出现矛盾,但其实,前者说的是物价,后者是指生活成本,物价和生活成本是两码事。

对于物价管理,我们有不少测量与对抗通胀的工具。接下来,政府是时候深究生活成本的课题,以制定更公平和具体的援助政策,解决人民“钱不够用”的生活成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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