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大馬通脹率低,物價可控。但人們卻抱怨東西越來越貴,被逼過著“錢不夠用”的生活。兩者似乎出現矛盾,但其實,前者說的是物價,後者是指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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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與生活成本,兩者息息相關,但它們並不是一碼事。物價漲不一定代表生活成本上升,若雞肉貴,我改吃其他的肉,我的生活成本不變,甚至不增反減。
反之,物價下降也不一定意味著生活成本減少,比如學費下降,這對一個畢了業的未婚人士可能毫無幫助。所謂的通脹率,它可以測量整體物價的走勢,但不能反映人們的生活成本。
大馬統計局預計在今年推出“生活成本指數”。它將成為衡量人民生活成本的指標,幫助政府更有效分配資源與援助。生活成本指數不是一個新概念,而是類似“全球最貴城市”的排名,一般都是根據生活成本指數而定。
從美國的美世諮詢(Mercer),到英國的經濟學人智庫(EIU)等公司,都以各自的標準制定各國的生活成本指數;生活成本高的城市,例如蘇黎世(瑞士)、紐約、新加坡等常常榜上有名。
在西方國家,生活成本指數為民眾及領導者所熟知,但並非每個國家都設有官方機構來制定這一指數。
以美國為例,非官方組織C2ER制定的生活成本指數(Cost of Living Index,COLI),它以100點作為基準值,推算不同城市的指數。例如,紐約的指數高達225.2,而一些德克薩斯州的城市低至80左右。這反映了不同地區之間生活成本的顯著差異。
回到大馬,人們對合理的最低工資常有爭議,部分原因是不同的政治和經濟立場,部分則因為考量不夠具體和缺乏針對性。
根據大馬公積金局發佈的《我的預算2022/2023》(Belanjawanku)報告,不同城市間家庭開銷的差異相當顯著。例如,巴生河流域的一個四口家庭,其生活開銷比亞羅士打的家庭高出近1500令吉。
這一數據表明,如果根據生活成本指數來劃分不同地區,所得出的最低工資標準,將更能反映各地區的實際情況。這對未來制定政策,可能有顯著的幫助。
除了地區,有的國家會針對不同的群體,制定不同的指數。在澳洲,統計局負責制定生活成本指數(Living Cost Index,LCI)。它把澳洲人分為工薪族、退休人士,以及需要政府幫助的群體等,根據每一個群體的生活需求,制定特定的指數。
據最新報告,澳洲的通脹率在4%左右,但工薪族生活成本卻上漲至近7%。由此可見,通脹率反映的是一攬子物品的價格漲幅,由於不同群組購買的物品有差別,通脹率未必能準確反映他們的實際情況。
在每一個群組的生活成本指數背後,可以被細分為一系列反映不同物價的指數,包括食物、衣著、房子、保險、教育等。澳洲政府與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這些資料,更精準判斷不同物價漲幅對不同群體的影響。
例如,保險費用上漲增加工薪族的生活成本,而酒精漲價則影響退休人士最多,這很可能跟他們的年齡層及生活習慣有關。
在大馬,過去的援助政策通常基於收入將民眾分為B40、M40和 T20三個群體。隨著政府轉向更具針對性的補貼政策,補貼的削減對不同群體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為了減輕對全民的影響,需要考慮的不僅是收入水平。參考類似澳洲生活成本指數這樣更為細分的數據,可能更有用。這方法可以更公平地調整補貼政策,以符合不同地區和人群的實際需要。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大馬通脹率低,物價可控。但人們卻抱怨東西越來越貴,被逼過著“錢不夠用”的生活。兩者似乎出現矛盾,但其實,前者說的是物價,後者是指生活成本,物價和生活成本是兩碼事。
對於物價管理,我們有不少測量與對抗通脹的工具。接下來,政府是時候深究生活成本的課題,以制定更公平和具體的援助政策,解決人民“錢不夠用”的生活成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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