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旅行成为常态,朵卡萩认为旅行书写便变成一种浩劫,描写某个地点就像使用它——会损坏、掉色、边缘会模糊,甚至消失,那些百万本多国语言的出版品让一个地方变得脆弱,并将之定型,导致原有的轮廓不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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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旅行书写或是旅游文学,我想起詹宏志说过的两大类:旅途本身就足以成就伟大的硬派旅游文学,和以叙事与经验分享为文本的软派旅游文学。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作家奥尔嘉·朵卡萩的《云游者》却无法轻易被归类到其中一种。
《云》集结了116则篇幅长短参差的文字,有短至一两行的札记式描写,长则有逼近短篇小说结构的叙述性故事,时间维度更是从17世纪跨越到近代,题材触及当代旅游心理学、解剖学、历史神话到个人的观察体会,在写实与奇幻的边界织锦出一场内外同时辐放的旅行想像。
当代人丰富的跨境旅游经验已不足为奇,每个人都有穿梭此地与彼方的自由,以至旅行早成为一幅日常风景,机场的液晶荧幕和目的地可以是我们的客厅和厨房,一个转身一次身分置换,我们走过衔接机舱与空港的空桥,便踏进全新的世界观。
朵卡萩因而对机场与登机前后的情形有着入微的观察,也许从一瞥某个脱了鞋子盘腿坐在待机室写字的中年人身上,或是一场安排在转机室的旅游分享会中捡拾到了某些碎片,进而延展出其后续的更多细节和体悟。针对机场这座新型共和国,她说:“地点是固定的,但公民是常变的。每张机票上都写着宪法,而每张登机证则是其公民唯一的身分证。”
而当旅行成为常态,朵卡萩认为旅行书写便变成一种浩劫,描写某个地点就像使用它——会损坏、掉色、边缘会模糊,甚至消失,那些百万本多国语言的出版品让一个地方变得脆弱,并将之定型,导致原有的轮廓不再清晰。
《云》的波兰原文书名为“Bieguni”,指为了躲避灾祸而游离他方的宗教信徒,英文版译为“Flights”,巧妙并列了航班和逃离之意,而中文版的“云游者”则多了一种避世弃世又入世的禅意,正好用来借喻当代不断上路的旅人所追寻的形而上朝圣,如那句有名的匈牙利谚语:“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朵卡萩擅用其临床心理咨商师的背景,把外显的移动与内在的解构类比对仗,渗透在文字里。书中几篇短篇故事都和人体解剖学有关,如荷兰解剖学家从自己的截肢中发现阿基里斯腱;女儿上书请命奥地利君王撤下被制成标本供人观赏的父亲遗体;音乐家肖邦死后心脏如何从巴黎送返华沙。
如果说每一次向外探索都是往内深究自我,那么剖开血肉之躯也是另一种意志的传递。读《云》让我理解旅行不该只框限于既有的概念和形式,那些逸乐成分居多的或是时候暂缓,何不借这个肉身静定的时刻,重新寻访遍布在体内的巨大地图集。朵卡萩说:“每一个朝圣的目的,都是另一个朝圣者。”而我是自己的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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