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當旅行成為常態,朵卡萩認為旅行書寫便變成一種浩劫,描寫某個地點就像使用它——會損壞、掉色、邊緣會模糊,甚至消失,那些百萬本多國語言的出版品讓一個地方變得脆弱,並將之定型,導致原有的輪廓不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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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旅行書寫或是旅遊文學,我想起詹宏志說過的兩大類:旅途本身就足以成就偉大的硬派旅遊文學,和以敘事與經驗分享為文本的軟派旅遊文學。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女作家奧爾嘉·朵卡萩的《雲遊者》卻無法輕易被歸類到其中一種。
《雲》集結了116則篇幅長短參差的文字,有短至一兩行的札記式描寫,長則有逼近短篇小說結構的敘述性故事,時間維度更是從17世紀跨越到近代,題材觸及當代旅遊心理學、解剖學、歷史神話到個人的觀察體會,在寫實與奇幻的邊界織錦出一場內外同時輻放的旅行想像。
當代人豐富的跨境旅遊經驗已不足為奇,每個人都有穿梭此地與彼方的自由,以至旅行早成為一幅日常風景,機場的液晶熒幕和目的地可以是我們的客廳和廚房,一個轉身一次身分置換,我們走過銜接機艙與空港的空橋,便踏進全新的世界觀。
朵卡萩因而對機場與登機前後的情形有著入微的觀察,也許從一瞥某個脫了鞋子盤腿坐在待機室寫字的中年人身上,或是一場安排在轉機室的旅遊分享會中撿拾到了某些碎片,進而延展出其後續的更多細節和體悟。針對機場這座新型共和國,她說:“地點是固定的,但公民是常變的。每張機票上都寫著憲法,而每張登機證則是其公民唯一的身分證。”
而當旅行成為常態,朵卡萩認為旅行書寫便變成一種浩劫,描寫某個地點就像使用它——會損壞、掉色、邊緣會模糊,甚至消失,那些百萬本多國語言的出版品讓一個地方變得脆弱,並將之定型,導致原有的輪廓不再清晰。
《雲》的波蘭原文書名為“Bieguni”,指為了躲避災禍而遊離他方的宗教信徒,英文版譯為“Flights”,巧妙並列了航班和逃離之意,而中文版的“雲遊者”則多了一種避世棄世又入世的禪意,正好用來借喻當代不斷上路的旅人所追尋的形而上朝聖,如那句有名的匈牙利諺語:“逃避雖可恥但有用。”
朵卡萩擅用其臨床心理諮商師的背景,把外顯的移動與內在的解構類比對仗,滲透在文字裡。書中幾篇短篇故事都和人體解剖學有關,如荷蘭解剖學家從自己的截肢中發現阿基里斯腱;女兒上書請命奧地利君王撤下被製成標本供人觀賞的父親遺體;音樂家肖邦死後心臟如何從巴黎送返華沙。
如果說每一次向外探索都是往內深究自我,那麼剖開血肉之軀也是另一種意志的傳遞。讀《雲》讓我理解旅行不該只框限於既有的概念和形式,那些逸樂成分居多的或是時候暫緩,何不借這個肉身靜定的時刻,重新尋訪遍佈在體內的巨大地圖集。朵卡萩說:“每一個朝聖的目的,都是另一個朝聖者。”而我是自己的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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