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童書裡的社會現象 瑞典兒童文學的魅力

*注：兒童文學的定義，是指以兒童為閱讀對象的文學作品。

瑞典童書發展歷史

19世界末20世紀，民族浪漫主義和美學運動席捲歐洲。當時瑞典的女性運動萌芽，且注重公共教育政策，當地開始關注兒童的美感教育。對此，瑞典教育改革家以及女權主義者愛倫凱（Ellen Key）呼籲，20世紀應當是兒童的世紀，提倡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理念。

她隨後出版名為《兒童世紀》（The Century of the Child）的書籍。邁入新世紀之始，關乎孩童教育的權益，終於搬上歷史舞臺討論。“凱強調，兒童發展不應該被框住，應追尋自由意願。即便這樣的論點，她在百年前就提出了，但其影響在瑞典尚未散去。”德魯克說。

為了對抗工業現代化，在那時瑞典興起的民族主義，推廣迴歸自然的美好。瑞典畫家艾莎·貝斯寇（Elsa Beskow），在1910年出版《森林裡的小寶貝》（Tomtebo Barnen），描繪住在森林深處的精靈家族，和大自然共生的故事。

“貝斯寇要傳遞大自然美好的想法，書中的兒童善良、樂於助人，同時擁有高度的自由。儘管《森林裡的小寶貝》傳遞道德價值的重要，同時強調孩子的個性發展不該被限制。”

而時代不停往前推進，人類面對的課題更為複雜，無阻瑞典創作者將這些議題作為童書繪本的主軸。

透過童書談論性平

談及性別平等的課題，瑞典是國際間的楷模。

1945年，阿斯特麗德·林格倫（Astrid Lindgren）創作的《長襪皮皮》（Pippi Longstocking）首次出版就大受歡迎。

主角皮皮留著一頭紅髮、兩條翹起的辮子、臉上的雀斑，腳上的長襪子顏色不一，穿著自己縫製的連身裙，獨自住在一棟大房子裡，不需要去上學。由於放肆、自由、樂於助人的性格，皮皮成為女孩子的榜樣。

“但大眾對皮皮的爭議不減，《長襪皮皮》挑戰傳統的性別規範，因為她調皮的形象不符合當時的社會期待當時大家認為女孩得彬彬有禮，行為舉止都要禮貌。”

1972年，作者古妮拉·貝里斯特羅姆（Gunilla Bergström）創作了名為《阿爾菲·阿特金斯》（Alfie Atkins）的繪本。故事中描繪主角和爸爸的故事，德魯克說：“這或許是瑞典第一個單親父親的作品。”在繪本中少了母親的角色，只有父親一個人照顧阿爾菲，作家真實地呈現家中混亂以及衣服四散的環境。

無獨有偶，阿爾菲和皮皮的都是令人頭痛的“野孩子”形象，最終卻成了瑞典兒童人物代表。或許，這些兒童作家們想傳遞的，正是人類與生俱來、卻被遺忘在後的“狂野”童真。

家長也有疲憊的時候

瑞典繪本童書除了展示孩童好奇、活力滿滿、不受控的天性，在巴布魯·林德格林（Barbro Lindgren）和愛娃·艾瑞克松（Eva Eriksson）創作的《野孩子》（The Wild Baby）中，更著重描繪母的疲憊心理。

“書中寫到，媽媽很愛她那個小而珍貴的孩子，但他總是不聽話，很吵鬧……有時候，童書的內容也會把一些訊息帶給成年人的內容，那些當了媽媽以後忘記的事情。”

在皮雅·林登堡（Pija Lindenbaum）所創作的《阿文的媽媽噴火了》（When Owen’s Mom Breathed Fire）中，他以恐龍的形象代替母親，刻畫阿文媽媽在教育小孩時，面臨的心理矛盾和沮喪。

國際議題從小讀起

2015年，歐洲爆發難民危機。當時，難民乘船渡海意外身亡的死亡數字屢破紀錄。而在歐洲童書市場中，也出現與難民有關的內容。瑞典兒童文學作家烏爾夫·斯達爾克（Ulf Stark）以二戰時期為背景，創作《海上的妹妹》（The Sister from the Sea），講述女孩從芬蘭逃到瑞典，深刻地描繪孩子被迫離家的悲傷，與難民情況無異。

另外，林登堡的另一本童書《Poodles and Fries》在講述“流亡”的主題上，更具批判性。故事以狗替代人型，它們因乾旱被迫離家，德魯克說：“書中一幕展示，主角航海揚帆到他國，卻被當地人拒絕，這樣的故事線微妙地符合和那時的局勢。”透過童書繪本有助於處理可怕的新聞事件，透過書中的角色帶著讀者一步步瞭解歷史故事。

“這樣就能創造一個空間，讓孩童討論在現實世界難以討論的話題。”她說。

為配合“我們來談談吧！”（Jom Kita Bincang）活動，即日起至4月10日，拉惹敦烏達圖書館一隅以瑞典風格打造一個小小的閱讀角落。此外，在一旁也設有“阿斯特麗德·林格倫獎”（Astrid Lindgren Memorial Award ）與“絕不使用暴力”（Never Violence）的展覽，供民眾前來感受瑞典兒童文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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