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玖洲和林宇轩(在台北)的对谈,我当天因为新年机票价格原因留在马来西亚。看到胡玖洲在脸书贴文中写道:
“宇轩谈及台湾写作人目前有许多对于历史的互文,传统再书写,关注自己台湾身分价值的作品。但我就目前马来西亚观察来看,反而是相反的处境。这像是一个马来西亚70年代出生及以上的人会书写的题材,你很难在年轻写作者的作品中再看到历史、马共、雨林、种族等台湾人对马华文学印象标签作品的书写。没有什么华人认同,马来西亚人和中国人的认同焦虑,马华的新生代似乎正处于‘去马华标签’的过程,转而往自身情感与其他方向去书写。这或许是‘马华’传统的流失,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脉络中缺乏标志,但在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背景下,不去写胶林雨林,也不应该再写胶林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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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在(诗集)首发时回顾起自己写作以来的身分认同问题。“马华文学”在课堂上广义定位为“马来西亚华语文学”,但如此以来,只要在马来西亚用华语书写和用华语书写的马来西亚人就算得上“马华文学”吗?我认为是有待商榷的。在写作内容内向化的时代,转向自身内在情感这事不只发生在马华文学当中,应该说这种内向化的书写方式在世界华语文学中正在崛起,且数量大增。虽然说台湾目前有许多对于历史的互文,传统再书写还有乡土意识,但无可否认的是,在逐渐年轻化的读者涌现中,内向化的书写往往更受欢迎。
我在书写《凋零与丰收:致芬妮》这本诗集时,努力将自己剔除外,更是陷入思考,我该如何在内向化的写作时代中将自己分割出来,或说我该如何体现我身为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身分。
说来惭愧,对于马华文学的记忆,在到台湾读大学前仍停留在高中课本上方路老师的一两首作品,当时甚至对于现代诗和古典诗都不知该如何分类。最初阅读的新诗作品是香港诗人陆颖鱼老师的《淡水月亮》,因而喜欢上诗,再来在徐国能老师的新诗课上得到启蒙,初期临摹孙梓评老师《善递馒头》写作,而后疯狂摄取台湾诗人的语言风格,意象群。
如此一来,在我回头阅读马华诗人的作品时,隐约能读出我的诗作与马华诗人的作品略有不同。在未经历,未阅读马华文学作品之下;未使用马来西亚意象,语言风格有所差异的情况下,我是否能够算是“马华诗人”?
因此在这本诗集写作的两年内,回到马来西亚时我偶尔会自驾游去观察马来西亚的风景人文,只为寻找有别于台湾文学,而属于马来西亚的,有所经验的独特意象。只为在台湾出版的我能够向读者展现马来西亚的风景人文。
在我们失去对历史、马共、雨林、华人认同,马来西亚人和中国人的认同焦虑记忆标签之后,我们还有什么?那些我们虽不能遗忘,但未经历过的书写往往显得不尊重,那我们到底还有些什么可以写的?我坚信有许多内容正在等待我们脱离滥情去寻找。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话在这边如此使用略有不当,但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形容。在内向化书写逐渐盛行,新生代逐渐脱离历史的时代中,新生代写作者更应该去探询的是如何在滥情的时代中展现属于“马华文学”的特殊表征,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文学脉络中寻求全新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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