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玖洲和林宇軒(在臺北)的對談,我當天因為新年機票價格原因留在馬來西亞。看到胡玖洲在臉書貼文中寫道:
“宇軒談及臺灣寫作人目前有許多對於歷史的互文,傳統再書寫,關注自己臺灣身分價值的作品。但我就目前馬來西亞觀察來看,反而是相反的處境。這像是一個馬來西亞70年代出生及以上的人會書寫的題材,你很難在年輕寫作者的作品中再看到歷史、馬共、雨林、種族等臺灣人對馬華文學印象標籤作品的書寫。沒有什麼華人認同,馬來西亞人和中國人的認同焦慮,馬華的新生代似乎正處於‘去馬華標籤’的過程,轉而往自身情感與其他方向去書寫。這或許是‘馬華’傳統的流失,在世界華文文學的脈絡中缺乏標誌,但在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背景下,不去寫膠林雨林,也不應該再寫膠林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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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在(詩集)首發時回顧起自己寫作以來的身分認同問題。“馬華文學”在課堂上廣義定位為“馬來西亞華語文學”,但如此以來,只要在馬來西亞用華語書寫和用華語書寫的馬來西亞人就算得上“馬華文學”嗎?我認為是有待商榷的。在寫作內容內向化的時代,轉向自身內在情感這事不只發生在馬華文學當中,應該說這種內向化的書寫方式在世界華語文學中正在崛起,且數量大增。雖然說臺灣目前有許多對於歷史的互文,傳統再書寫還有鄉土意識,但無可否認的是,在逐漸年輕化的讀者湧現中,內向化的書寫往往更受歡迎。
我在書寫《凋零與豐收:致芬妮》這本詩集時,努力將自己剔除外,更是陷入思考,我該如何在內向化的寫作時代中將自己分割出來,或說我該如何體現我身為馬來西亞人的這個身分。
說來慚愧,對於馬華文學的記憶,在到臺灣讀大學前仍停留在高中課本上方路老師的一兩首作品,當時甚至對於現代詩和古典詩都不知該如何分類。最初閱讀的新詩作品是香港詩人陸穎魚老師的《淡水月亮》,因而喜歡上詩,再來在徐國能老師的新詩課上得到啟蒙,初期臨摹孫梓評老師《善遞饅頭》寫作,而後瘋狂攝取臺灣詩人的語言風格,意象群。
如此一來,在我回頭閱讀馬華詩人的作品時,隱約能讀出我的詩作與馬華詩人的作品略有不同。在未經歷,未閱讀馬華文學作品之下;未使用馬來西亞意象,語言風格有所差異的情況下,我是否能夠算是“馬華詩人”?
因此在這本詩集寫作的兩年內,回到馬來西亞時我偶爾會自駕游去觀察馬來西亞的風景人文,只為尋找有別於臺灣文學,而屬於馬來西亞的,有所經驗的獨特意象。只為在臺灣出版的我能夠向讀者展現馬來西亞的風景人文。
在我們失去對歷史、馬共、雨林、華人認同,馬來西亞人和中國人的認同焦慮記憶標籤之後,我們還有什麼?那些我們雖不能遺忘,但未經歷過的書寫往往顯得不尊重,那我們到底還有些什麼可以寫的?我堅信有許多內容正在等待我們脫離濫情去尋找。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句話在這邊如此使用略有不當,但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形容。在內向化書寫逐漸盛行,新生代逐漸脫離歷史的時代中,新生代寫作者更應該去探詢的是如何在濫情的時代中展現屬於“馬華文學”的特殊表徵,在世界華文文學的文學脈絡中尋求全新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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