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除了要在经济上立足站稳,还要有真正的信仰。有信仰而没有饭吃,会沦落到乞食;有钱而没有信仰,会沦落到失去活着的意义。信仰比经济重要。我们不应打倒信仰,而应宣扬好的信仰、纠正不好的信仰。别到最后搞垮信仰也搞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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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来辩论“到底是信仰重要,还是经济重要”,你猜笔者会站在哪一边?答案会压轴出场。先让我告诉你,有什么比辩赢这个重要。
首先,这句话是缺少主词的,我们须要补充它——讲重要,对什么重要?如果这个主词可以省略,那它一定是最最最重要的东西,太明显而不需要讲。那是什么?我想,答案是:活着。
信仰和经济,跟“活着”的关系是什么?经济就是跟钱相关的事。没有钱,生活是很艰苦的;信仰是跟人生价值观相关的事。没有信仰,活着是没有意思的。
信仰和经济,彼此间有没有相互关系?这是在问:它们是互相替代,还是互相补足?
从替代的角度思考,有的人就相信,有经济就可以无信仰,或者,他的信仰就是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的。他们认为,人活着,就是要享受。而享受的多少,是用钱来衡量的。有的人甚至把数钱当作最高的享受。这也是信仰。
既然经济至上就是一种信仰,这就说明,信仰在人的生活上,不可或缺。
从补足的角度思考,有的人就相信,信仰可以带来经济不能带来的幸福感。他们认为,影响个人价值的,是对信仰的坚持,不是物质上的或多或少。总之,人要有信仰,钱多钱少,听天由命,任其自然。
信仰和经济应该是互相补足的。
有信仰的人,比起外在事物,更加重视一颗虔诚心;经济至上的人,口头上讲信仰解决不了人的问题,其实内心信仰着money god。
经济至上的人,也可以满口仁义道德、圣洁清净,其实心里图的是物质上的利益。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分辨真正的信仰和浑水摸鱼的图利行为呢?
我认为答案在一个“争”字。真正的信仰,必然是与人无争、与人无尤的。
与人无争,不是处处忍气吞声,不是一遇矛盾就避让;而是秉持“自己坚守自己的道”的原则。既不许自己与人争,也不许别人跟自己争。两边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与人无尤,是当遭遇任何外在人事物挑战自己的原则时,不管是否受影响,都不会把罪责赖给外在的人事物上。不怪别人,当然只能怪自己了。自己的信仰自己坚守。
圣人才能完整地坚守信仰。普通人,只能要求自己多坚守一点,尽量不违背原则就好。能做到这样,就算是真正有信仰的人。
无争,并不是不在乎。别人问起(挑战?),自己要能把自己的道说清楚。不清楚的话又何以坚守呢?别人听不清楚,起码自己心里要清楚。当人有了真正的信仰后,哪怕只守得住一点点,才能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
生活,讲究的是经济学。但我们知道,经济学是到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才真正发起的学问,人类文明却有几千年历史。人要生活,必然有经济。财富必然会累积,如果保护不好,不久就会遭夺走。经济——有钱与否——是否能解释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国家盛衰、人民幸福呢?不能!
华人不应不懂中国历史。古代中国是很富足的,只不过它的财富集中在皇帝和官员这个统治阶层手上。国很富,民很穷。当统治阶层富到穷凶极奢,平民穷到没有饭吃,就来一场农民起义,不然就是外族侵略,把旧皇帝推翻,拥立新皇帝。几代皇帝以后,统治阶层又会腐化,中国又会堕入同样的循环。
孔孟的儒家思想强调,人要学、人需要教化。这是针对统治阶层来说。中国的统治阶层,从来都读“孔家店”的四书五经。但他们读坏了,以至于中国堕入这种无止尽循环。在清朝灭亡后,中国人主张打倒孔家店,又从俄罗斯引入共产主义,以至于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都是信仰。
然而,孔家店再怎么被扭曲,也让中国人有饭吃两千年;共产主义一实行,中国就发生大饥荒,饿死平民计千万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改共产思想,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开放的产权制度,带来今天的富强局面。
信仰比经济更重要,因为惟有好的信仰才能让人过上真正的好生活;信仰如果不好,重则有大饥荒,轻则有唯利是图的小人,以信仰之名,行压迫之实。
经济的重要,其实不言自明——当人穷到没饭吃,总是要找方法活下去。但人如果不是这么穷,搬经济牌出来,是没办法改变什么,或说服谁的。最怕是真正的信仰缺失,人除了赚更多钱和压迫更多人,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来支持自己活下去。
人活着除了要在经济上立足站稳,还要有真正的信仰。有信仰而没有饭吃,会沦落到乞食;有钱而没有信仰,会沦落到失去活着的意义。信仰比经济重要。我们不应打倒信仰,而应宣扬好的信仰、纠正不好的信仰。别到最后搞垮信仰也搞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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