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云起 | 中美角力背后的四套逻辑

不过，综合考虑实力对比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因素，还是不能解释中美关系演变的全部历程。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美两国之间实力对比变化不大，中国的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意识形态对立也是恒定的，但双边关系却从互为敌手转变为缓和，两国甚至成为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造成这一转变的背景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苏联的战略扩张对中美两国都构成了威胁。同时，美苏以外的“第三世界”兴起以及许多不结盟国家对中国的支持，也是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改善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观察中美关系需要有第三个视角——国际大环境变化。

过去几十年，世界各国之间、国家内部不同层级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失衡，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呼应，激化了政治矛盾和社会分裂。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全球挑战日益严峻。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成为“双刃剑”，既有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的进步作用，也增加了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重申了这一重大判断，同时提出“要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难看到，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中逆全球化、泛安全化的趋势，是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国际大环境的一部分。

以上三个变量或视角，仍不足以给中美关系的变化提供全面的解释。在实力对比变化、意识形态分歧突出、国际形势动荡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构成影响双边关系的第四个变量，而且是变动最大、影响最大的因素。

当今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主要来源于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收入分配的失衡。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跨国企业把产业链转移到中国、拉丁美洲等成本较低的地区，开拓海外市场，获得更大收益。随着互联网兴起和交通更加便利，高科技企业能够更顺畅地在全球市场开展业务。美国经济从生产和消费都主要在国内，转变为大量生产在海外、消费在国内，造成贸易结构的不平衡。美国经济“脱实向虚”，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虽然仍然很发达），出现了东北部和中西部的“铁锈带”。华尔街的“金融肥猫”和硅谷的技术精英，同失落的蓝领阶层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触发了美国右翼和左翼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2009年兴起的“茶党运动”得到许多共和党人的支持。“茶党运动”秉承“小政府原则”，呼吁降低税收、通过减少政府支出来控制美国的国债和联邦预算赤字，其目标对准奥巴马政府的财政政策。2011年，得到许多民主党人同情的左翼人士发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重点针对大财团大公司的贪得无厌和社会的不平等，反对这些大公司用金钱腐蚀美国政治和法治。

这两场反映美国阶级矛盾和不同政策观念的运动，却被族群矛盾和身分政治所掩盖。事实上，黑人和拉美裔新移民是美国的弱势群体。20世纪60年代黑人解放运动发生后，黑人大规模地从南方的农业区移民到东部工业基地和大城市。传统工业部门衰落以后，黑人失业增加，犯罪率上升、吸毒、单亲家庭、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向上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拉美裔新移民集中在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地区的大城市，身份不确定，收入不稳定。但是，中下阶层的白人却认为自己受到外来移民和黑人的排挤，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情绪和对黑人的反感。

阶级矛盾和族群冲突叠加，造成了政治斗争的扭曲和战场的转移。美国的右派将其核心使命定义为振兴国家和民族，典型的口号是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他们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突出美国人的本土身分，抵制移民和难民，推行或明或暗的种族主义。左派则减少了对经济平等的关注，转而更多地寻求少数族群、移民、难民、妇女、性少数（LGBTQ）群体的支持，关注如何促进各个“边缘群体”的利益，一个引人注目的口号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身分政治争斗把美带向困境

现在，身分政治的争斗正在把美国带向困境和分裂。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都诿过于人，企图通过夸大外部威胁，恢复国内凝聚力。

2017至2020年特朗普当政时期，美国在南方边境筑墙，防止非法入境。特朗普政府通过了歧视穆斯林的移民法规，发动了对华贸易战。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以加强国家安全为由，维持对华贸易的高关税，对中国采取所谓“小院高墙”的技术封锁政策。美国社会的反华、排华倾向日趋严重，对亚裔（尤其是华裔）的暴力事件频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反华议案越来越多，涉及中国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各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大幅度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两党一致的立场是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者。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预料两党候选人将竞相宣示自己对华强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