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雲起 | 中美角力背後的四套邏輯

不過，綜合考慮實力對比和意識形態這兩個因素，還是不能解釋中美關係演變的全部歷程。比如，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美兩國之間實力對比變化不大，中國的國力遠遠落後於美國，意識形態對立也是恆定的，但雙邊關係卻從互為敵手轉變為緩和，兩國甚至成為國際安全領域的合作伙伴。造成這一轉變的背景是國際環境的變化，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蘇聯的戰略擴張對中美兩國都構成了威脅。同時，美蘇以外的“第三世界”興起以及許多不結盟國家對中國的支持，也是中國的國際環境得到改善的重要條件。也就是說，觀察中美關係需要有第三個視角——國際大環境變化。

過去幾十年，世界各國之間、國家內部不同層級的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失衡，貧富差距日益加大。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相互呼應，激化了政治矛盾和社會分裂。生態環境和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全球挑戰日益嚴峻。地緣政治衝突此起彼伏。人工智能等技術創新成為“雙刃劍”，既有促進經濟發展和人類健康的進步作用，也增加了世界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重申了這一重大判斷，同時提出“要堅決反對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不難看到，在世界新的動盪變革期中逆全球化、泛安全化的趨勢，是中美關係陷入低谷的國際大環境的一部分。

以上三個變量或視角，仍不足以給中美關係的變化提供全面的解釋。在實力對比變化、意識形態分歧突出、國際形勢動盪的背景下，中美兩國的國內政治構成影響雙邊關係的第四個變量，而且是變動最大、影響最大的因素。

當今美國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主要來源於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和收入分配的失衡。在資本擴張的過程中，跨國企業把產業鏈轉移到中國、拉丁美洲等成本較低的地區，開拓海外市場，獲得更大收益。隨著互聯網興起和交通更加便利，高科技企業能夠更順暢地在全球市場開展業務。美國經濟從生產和消費都主要在國內，轉變為大量生產在海外、消費在國內，造成貿易結構的不平衡。美國經濟“脫實向虛”，服務業佔比上升，製造業佔比下降（雖然仍然很發達），出現了東北部和中西部的“鐵鏽帶”。華爾街的“金融肥貓”和硅谷的技術精英，同失落的藍領階層的收入差距急劇擴大。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觸發了美國右翼和左翼的民粹主義政治運動。2009年興起的“茶黨運動”得到許多共和黨人的支持。“茶黨運動”秉承“小政府原則”，呼籲降低稅收、通過減少政府支出來控制美國的國債和聯邦預算赤字，其目標對準奧巴馬政府的財政政策。2011年，得到許多民主黨人同情的左翼人士發動了“佔領華爾街運動”，重點針對大財團大公司的貪得無厭和社會的不平等，反對這些大公司用金錢腐蝕美國政治和法治。

這兩場反映美國階級矛盾和不同政策觀念的運動，卻被族群矛盾和身分政治所掩蓋。事實上，黑人和拉美裔新移民是美國的弱勢群體。20世紀60年代黑人解放運動發生後，黑人大規模地從南方的農業區移民到東部工業基地和大城市。傳統工業部門衰落以後，黑人失業增加，犯罪率上升、吸毒、單親家庭、無家可歸等社會問題隨之而來，向上的社會流動越來越困難。拉美裔新移民集中在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紐約等地區的大城市，身份不確定，收入不穩定。但是，中下階層的白人卻認為自己受到外來移民和黑人的排擠，產生了強烈的排外情緒和對黑人的反感。

階級矛盾和族群衝突疊加，造成了政治鬥爭的扭曲和戰場的轉移。美國的右派將其核心使命定義為振興國家和民族，典型的口號是特朗普提出的“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他們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突出美國人的本土身分，抵制移民和難民，推行或明或暗的種族主義。左派則減少了對經濟平等的關注，轉而更多地尋求少數族群、移民、難民、婦女、性少數（LGBTQ）群體的支持，關注如何促進各個“邊緣群體”的利益，一個引人注目的口號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身分政治爭鬥把美帶向困境

現在，身分政治的爭鬥正在把美國帶向困境和分裂。美國兩黨的政治精英都諉過於人，企圖通過誇大外部威脅，恢復國內凝聚力。

2017至2020年特朗普當政時期，美國在南方邊境築牆，防止非法入境。特朗普政府通過了歧視穆斯林的移民法規，發動了對華貿易戰。2021年拜登政府上臺以後，以加強國家安全為由，維持對華貿易的高關稅，對中國採取所謂“小院高牆”的技術封鎖政策。美國社會的反華、排華傾向日趨嚴重，對亞裔（尤其是華裔）的暴力事件頻發。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反華議案越來越多，涉及中國內政、外交的方方面面。各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公眾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大幅度上升。在國際事務中，美國兩黨一致的立場是將中國視為最大的戰略競爭者。2024年是美國的大選年，預料兩黨候選人將競相宣示自己對華強硬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