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話概括描述“本地創作”一詞,估計是音樂一響,聽眾便知道這首歌從何而來。
以〈麻坡的華語〉為例,歌詞以“語言沒有標準性/只有地方性”及“為什麼去KL學人家講廣府話/就以為自己真的真大支”主張地方性語言,頗有意思。這就是音樂與本土文化的關聯。另外,歌詞也會引用日常對話或對罵,比如“steady bom bibi”和“玩玩啊你以為”,讓Dissy低清的〈山頂黑毒蛇〉和〈Bro!新年不要玩〉更貼近我們表達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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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說〈山頂黑毒蛇〉,比如歌詞裡用“吊水”這個詞,意思是“叫兄弟”,已經說明了這首歌與“私會黨”有關,其中有幾句像“一路lap進你心裡”、“你現在要中是嗎”等等,句子結構其實很有“本土味”。當提到“本地創作”的時候,這樣的嘗試是什麼?內容很容易受到批判,但關於“字”本身,音樂可以發揮什麼功能,都可以是本土性的討論。
究竟我們定義的“本地創作”是指創作人源自馬來西亞、是將不同語言置入歌詞,還是把大馬人說話的腔調口氣融入演唱中,還是題材要和社會形態相關?其實可以從不同的切入點去探討,也有不同的標準詮釋“本地創作”一詞。
馬來西亞在過去幾十年,政治環境與社會經歷翻天覆地的改變。連續的殖民統治、工業化、社會轉型都反映在流行音樂上,在1987年這個重要的節點,懂的人都知道,這是“激盪工作坊”成立的年份,開啟了本地樂壇的新篇章。當年,稍具規模的唱片公司提升錄音設備,音樂人無需遠赴新加坡錄製歌曲,港臺與馬來西亞的流行文化相互交融,馬來語、泰語、印尼語等歌曲,與中文、閩南語、粵語流行曲交互翻唱,原創精神迸發,本地創作人的作品開始被外國歌手採用,長期下來,無論曲風、歌詞敘事及語言質感,都稀釋了港臺風,調整成迎合廣大市場的樣子。即使如此,馬來西亞還是有“本土性”較重的創作歌手,或許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文化越來越同質化,許多元素被市場規範,於是想把自己對城市的觀察擺在歌裡面,1997年阿牛第一張專輯《城市藍天》,開場曲〈城市藍天〉是離開故鄉到大城市打拼的青年創作,“大廈一棟又一棟的出現/不停擠向天/我站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面/我有一種慌恐的感覺/我感到自己被時代狠狠地推向前”,這是歌者因故鄉環境變化而產生劇烈的心理轉折。
“本地創作”從哪裡來?
想想看,“本地創作”一詞從什麼時候開始?由哪裡來?動盪時代,遠渡重洋到馬來亞謀生的華人,對“祖國”的情感認同,隨著抗日運動而深化,紛紛加入抗戰行列,那時候的人民思考,可能以“祖國”為主,後來第二三代開始融入當地社會,直到1957年馬來亞獨立,我們才開始對自己的身分有新認同。於是“本地”二字不再侷限於“反同質化”,也是一種“位置”的象徵。韓國、日本、香港的音樂受外國媒體關注,才會有英文寫出來的“K-POP”、“J-ROCK”和“CANTONPOP”。在臺灣校園民歌流行文化的入侵,香港電視主題曲的進軍,加上新加坡的“新謠風”,三面夾攻,本地唱片工業面臨巨大的挑戰,當我們開始擔心某些東西消失,就會想確立某些東西,就更清晰我們現在擁有什麼,於是出現“本地創作”一詞。久而久之,“本地創作”卻變得廉價,甚至變成一個貶義詞,這是為何?
三年前,讀到州議員王詩棋的著作《從“午夜香吻”到“麻坡的華語”——大馬華語流行歌曲中的身分建構》,其中一節內容引用了1998年林悅在星洲日報發表的文章〈毀滅本地創作〉:
“如果我們能把本地創作這個名詞拋棄掉,本地中文樂壇也許會邁前一步!……為了使歌曲本土化及富親切感,於是把一些日常慣用的詞彙,如Roti Canai、茨廠街、Mamak檔等字眼放進歌詞裡頭,這是一種很狹隘的做法,而且沒有什麼音樂想像空間……我們應該是透過音樂表達或詮釋我們的思想及文化,而不是透過物體來告訴別人我們有什麼東西……高喊本地創作是沒有創意的,頂多得一點同情分,而且很多時候也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手法,曲風還不都是千遍一律的港臺品種嗎?”
相當粗暴且刻薄的評論。文化從泥土裡長出來,我們立足於這片土地生長,離不開這裡的根源。當一個人創作時,他不會去想作品有沒有足夠的“本土味”,即使編曲元素偏向西方,但中間有一部分東西是有“本土意識”,另一部分是能和外面世界鏈接的。這樣看,反而比較客觀。任何一首來自中國的歌,我們不能說那是“中國風”吧,這就是尋找“本土味”的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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