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文耀.雪隆居大不易
生活已经够难了，政府更是要落实针对性津贴，弄了个系统，却没有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为人们创造信心，而是不断为自己找理由开脱，很难不会让人联想到，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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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雪隆一带的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他们既要应对高昂的租金和房贷，又要应对迟迟无法上涨的薪资。这种情况让人联想起唐代诗人顾况以白居易的名字开的那个玩笑：“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在当今的生活中意外地适用。
根据国库研究院去年的调查显示，高达70%的国内大专生月薪不到2000令吉。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的经济政策，通过压制员工薪资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长期引进外劳来降低生产成本，导致了员工们长期无法获得薪资提升的局面。
政府债台高筑，今年首季的发债规模更是超越国行，高达500亿令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济部急于要推行主要数据库（PADU），以尽快落实针对性津贴，但是民间却冷待PADU，过了截止日期仍有高达40%的人民尚未注册。
经济部长拉菲兹却表示，非巫裔较少注册PADU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团结政府产生“信任赤字”，而是因为非巫裔没有拿政府津贴的习惯，这反映了政府官员和民众之间的脱节。然而，实际上，没有人会拒绝让自己生活更舒适的津贴，只是视乎其代价是否远超于他们能得到的利益。如果要说非巫裔不习惯拿津贴的话，那么每年的华小免费课本家长就不会抢破头去申请了。
政府在宣导政策不利的情况下，并没有好好反省汲取教训，改善其流程，反而为自己做事情不利找借口，认为人们不注册是他们习惯问题，这让人觉得是不是我们非巫裔的选票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无需多费心思就可以轻松得到。
生活已经够难了，政府更是要落实针对性津贴，弄了个系统，却没有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为人们创造信心，而是不断为自己找理由开脱，很难不会让人联想到，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这件事情。
人民确实在苦苦挣扎当中，有人为了省下昂贵的租金，需要居住在郊区，长期忍受塞车通勤之苦；有人连开斋食物都只能吃白面包果腹；也有人没有办法负担自己孩子的开学所需要的制服和文具，这一切切高官们都没有实际解决方法。
雪隆这个1000万人口的生活圈，看似机会很多，收入也比乡下高，但是其生活素质和条件，很多时候比乡下还要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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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没有民选地方政府，市政官员由上任命，对上负责，对下摆谱。他们没有选票压力，却掌握大权。一纸委任书制造出一群“小拿破仑”，动辄颁布新规，却毫无服务精神。
近年来，吉隆坡的市政管理像是一场没有观众的舞台剧，官员自导自演，对人民的声音充耳不闻。宗教、文化、城市发展议题接连出包，人民早已不是主角，而只是报告上的数字。
以斯里巴拉卡里雅曼兴都庙为例，这座位于印度清真寺路、拥有逾130年历史的庙宇，是一代又一代印裔家庭的精神寄托。然而，庙宇如今却因“私人地段安排”被强制迁移。问题是，这块地在变成私人地段之前，正是属于吉隆坡市政局。
在拆迁安排上，当局回应时语焉不详，虽然最近已经找到距离不远的地点，但截至目前市政府却无法交代是谁下的决定、何时启动、又通过了什么程序。不少民间团体批评，政府在处理宗教事务上极度缺乏透明度与敏感度。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治理冷漠的体现。
另一边，茨厂街中文牌坊的争议也令人心寒。这不是几块木板和几个汉字的问题，而是华社百年扎根的文化象征。然而却有官员想“清干净”，还说“只是讨论”。问题是，真正的讨论该有程序、有尊重——谁被邀请发言？谁有权说“不”？这哪里是讨论，分明是一次又一次地试探底线，看人民的忍耐能到什么程度。
至于城市发展，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冒出，但配套却严重滞后。旺沙玛朱的一项公寓项目因结构问题被勒令停工，可是谁来追问它是如何通过审批的？在吉隆坡，房子越盖越多，道路却不见扩建，排水系统年久失修，学校、诊所、公车站等公共设施也长期被忽视。审批速度惊人，城市规划却混乱，市民生活品质不断下滑。
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多年制度弊病的累积。吉隆坡没有民选地方政府，市政官员由上任命，对上负责，对下摆谱。他们没有选票压力，却掌握大权。一纸委任书制造出一群“小拿破仑”，动辄颁布新规，却毫无服务精神。
而我们的国会议员呢？蕉赖、士布爹、武吉免登、旺沙玛朱的议员蝉联多年，选民一票票投进去，换来的却是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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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他们对市政局毫无实质话语权，不是因为不想管，而是根本没权管。于是，即便执政党议员，在自己选区也像反对党，出席活动得“看脸色”，争取资源得“看天意”。
说句听起来耸动却真实的话——吉隆坡这座城市正在走向死亡。不是城市的物理瓦解，而是公共信任的溃败。人民眼睁睁看着家园被决定，却无从参与。
如果要归结原因，一句话就够：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被问责的地方政府。
在没有地方选举的制度下，民意只是一次次被消音的背景音，只在投票日有声音，之后便再次沉寂。若不尽快恢复地方选举，吉隆坡将继续被一群没有民意约束的官员摆布，而人民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微弱。
我们不能再接受“被管理”，而必须追求“共同治理”。民主不应是五年一次的投票，而应体现在生活中每一个政策、每一次规划、每一项决策中。要救这座城市，就要把权力还给人民。
吉隆坡不可以再没有问责。更不能，继续没有人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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