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南.有必要私营化官车管理？

无论如何，此个案之所以浮上台面，则离不开成功集团早前对此服务项目颁布的不满，包括于去年向SPANCO和政府采取民事诉讼行动有关。

简单而言，当敦马2.0政府于2019年重新招标有关工程，原本标价最低并与NAZA控股组成联营公司的成功集团，已成功取代SPANCO获得上诉特许经营项目由财政部所发出的政府颁发意向书（LOI）。

但于2020年随着喜来登政变，国盟慕尤丁政权上台后，有关成功集团所获得的政府意向书即被取消，并重新颁布给比该集团标价高出多达7亿令吉的SPANCO。

所以，成功集团主要以不公取消有关政府意向书的基础展开民事提控。当然，我预测该集团也会尝试索取其它赔偿，包括在取得有关政府意向书后，针对该项目所作出的各项投资成本。

因此，我相信如今联邦政府之所以选择刑事提控SPANCO掌托人，主要是为了回应成功集团的有关民事诉讼。

无论如何，出人意表的是，当早前很多人以为当局会依循成功集团的民事行动基础或脉络，站在一贯非常政治化的渎职或滥权的角度提控慕尤丁或SPANCO。当局最终却选择了一项非常有趣和令人始料不及的基础，即以误导财政部拥有30%土著股权的角度，在刑事法典第420条文的欺骗罪名下提控陈华春。

首先必需承认的是，有关420条文是一项非常广泛却又鲜少被动用的条文。包括根据我的执业经验，即便许多商业犯罪或欺诈个案已符合甚至远远超越有关条文的定义门槛，但警方也不常援引有关条文来严惩相关的犯罪或诈骗集团。

既然平时连平民百姓受骗的个案也不愿在此有力条文下受理，您说如今在起诉陈华春的个案里，受欺骗的竟然是堂堂财政部乃至政府。很明显的，当局在这方面要证明本身如何受骗的举证责任，可谓非常不简单。而慕尤丁在此案作为当时首相的决策立场，也将对此案起着非常微妙的关键影响。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连一般私人界的商业交易或合作都会做最基本的就职调查工作（due diligence），如通过大马公司委员会（SSM）的网页进行相关的公司股权搜寻。

而如今当局在颁布有关数十亿令吉庞大项目之前，竟然完全没有向SPANCO进行基本的公司股权搜寻。这说得过去吗？

若这属实的话，是否也意味着我们政府还有其它更大的项目，也是通过如此草率的方式轻易颁布？更重要的是，类似30%土著股权条件，是否还符合时宜和国际竞争力？究竟当局在这方面是否有一些更严谨和专业的标准作业程序和指南？

随着如今提高销售和服务税（SST）后，我认为当局理应在这方面的公款运用方面，更为透明、负责和谨慎。除了从小处着手，确保每个项目的颁布都必须经过公开招标以外。宏观而言更要重新检讨一些类似的不必要政府项目，以及尽量善用旗下的公共服务单位去处理各项本身能够胜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