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薈如/尋大水淹沒的路
同住在26哩，我至今還記不住從我家到H家的路。
認識H，是在懵懂的中學時期。26哩的格局像一盤大象棋，橫躺在中間的一號公路是楚河漢界，一邊是新村加拉巴沙威，另一邊是花園區新沙威。我的家就在花園區馬來中學旁邊，路口一拐彎就到，我上學的路線無非就是那短短不到200米的距離，無論怎麼繞，都繞不去楚河漢界另一邊的新村。H的家在比新村更裡面的霸王村，從街上去要經過“臭港”，過了“臭港”到了梳子般的分叉路要選右邊一條路穿進去，每每到了這梳子般的分叉路，我無論如何按照記憶或依憑直覺都無法正確選擇通往他家的道路，更別說走進那如老樹盤根般錯綜複雜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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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幾年朋友，這實在是對不起他，但也實在不能怪我。我從來不需要去記得往他家或任何新村朋友家的路線，放學後只要我有機會與朋友們進行學校活動或學習，有摩托的朋友必定仗義載我一程，一起到樂意招待我們的朋友家，度過愉快的課後時間。家裡從不讓我學騎摩托或腳車，到新村去都是靠朋友接送，我也一直依賴著大家慢慢長大。村子很大，夠我們玩一整個童年，村子很小，打個電話周圍的朋友隨傳隨到。到H的家，我只需跨上摩托後座，雙手往後抓緊安全杆，閉上眼感受風從鼻尖、臉頰劃過耳畔，帶著髮尾在空中像水一樣流動，偶爾摩托行進的動線改變，我猜是到了哪一段路，拐了幾個彎，緩緩張開眼睛就到他家。
26哩本來就沒有路，新村和霸王村如老樹盤根的分叉小徑都是前人用腳走出來的路，很多柏油路和溝渠都是房子建好以後才建設的，既毫無規律，也毫無規劃。H家門前的路非常窄小，開路時本來就只打算讓摩托行走，兩排面對面的住宅都已經建好，再怎麼擴建也只能讓一輛車通過，開車進來後往往要費很大力氣才能倒頭出去。我不記得他家附近有小河，但每逢雨季他家門前都會淹水，雨後整條路像只泥鰍趴在爛泥中，摩托要閃過坑洞，彈下彈下搖搖晃晃前進。
長大後大家都到外地發展，H大學畢業後也奔赴新加坡，逢年過節大家才如鮭魚洄游般回到26哩，約上幾個朋友在馬來檔吃個早餐團圓飯。像當年一樣，一個電話，向母親喊一聲，套個拖鞋跨上摩托各自出發。見面時我看著依然孩子氣的彼此，經常錯覺大家不過是下課後回家洗了個澡又出來玩，時間沒有過得那麼遠。我們每年總得到H家打麻將、放天燈、放煙火、吃他母親煮的擂茶，那條路補了那麼多年依舊坑坑窪窪，汽車進去也是彈下彈下搖搖晃晃，還得艱難地掉頭。
我們偶爾不在26哩見面，有時在靠近第二通道的K家中小酌，H的鼻炎愈發嚴重，幾句話時間把鼻子都搓腫了，邊吸鼻子邊聊天，邊打噴嚏邊喝酒。我們給他傳授對付鼻炎的方式，不外乎用藥和用生理鹽水洗鼻子，他直直搖頭，直接挑明瞭病因。
“不回馬來西亞就沒事，一回馬來西亞就打噴嚏。”
他本來就比較少回馬來西亞，至少也不是每週都回家。他認定是家中的床褥不乾淨，奈何他母親無論怎麼打掃，清洗又日曬床褥，他還是覺得渾身難受，隨時被自己的鼻涕溺死。但他母親卻說家中所有人睡過那張床都沒事，彷彿床褥中的塵蟎只攻擊他。
我想我或許能夠理解他的難受，我也是在某一個晚上突然無法忍受蚊子的嗡嗡聲就徹底離開了家，無論外公傍晚時就替我在房裡噴了多少蚊油，嗡嗡聲還是不絕於耳。我驚異察覺到蚊子彷彿化身為老家的守護神，將已成年的我視為入侵者，堅決將我驅逐出這個家門。
當時，我知道H已經申請成為新加坡公民了。但我一直沒有正面問他，這種事其實不問也大概猜得到原因吧，為了更好的發展、習慣了新加坡的生活，畢竟他在新加坡工作已經十幾年了。談笑之間，他們捧著酒杯的樣子越來越遠，我往後靠在沙發上晲視，距離拉遠了之後，我才發現原來時間已經過去了那麼遠。他要是回來新山，或許也根本找不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小廟供不起大佛，認清了這樣的現實，也不用妄想能夠回來了。或許說，這是到新加坡工作後必經的道路，也是最好的結果。
某個農曆新年的深夜，我躲在被窩裡聽著響雷暴雨狂風呼嘯，在大自然的催眠曲中沉沉睡去。翌日醒來，才看見H在群聊裡發了一個幾十秒影片，昏黃的路燈下他笑著撐著一把傘在水中追回被大水沖走的垃圾桶，追回後他母親讓他站在路中央拍照留念，可見水深及膝。影片中盡是他和母親的朗朗笑聲，在夜雨氾濫的街道上，伴著輕得幾乎透明的雨聲，和泛著泥濘味的流水聲。我有些不可置信，我知道他家門前經常淹水，但從沒想過竟是如此嚴重。後來聊起，H扯著嗓門繪聲繪色跟我說，他家還沒裝修以前，淹水時糞便會從馬桶中噴湧出來，就像《寄生上游》的地下室淹水的情節一樣，馬桶中的糞便像噴泉一樣噴出來。
“你知道嗎？真的是噴出來的！”
他揮舞雙手比劃噴射的程度，有些無奈，說完又覺得十分滑稽地笑了出來，我隨之也陷入一陣荒謬且不可抑制的笑聲中，笑得前仰後翻，直至有些虛脫無力地把臉埋進掌心，埋掉已經笑不出聲的笑臉。
我發簡訊問H申請新加坡公民的進展，當然他的公民身分不會影響我們相處的方式，也不會影響我仍然記不住那條通往他家的路口。我或許只是希望在他成為新加坡人的那一刻，確定一件事，確定曾在這片土地一起長大的我們終究將在不同國土上衰老死去。他誇海口說日後當了新加坡總統，馬上就安排我過去，給我安排最好的工作。我不置可否，畢竟在這片土地上不可能（tak mustahil）發生的事，在對岸有無限實現的可能。
幾個月後，H在群聊裡發了一張照片，他家門外一片大水。這次是白天，可以清楚看見對面印度人的房屋浸泡在黃泥水中，一輛黑色的國產英雄在水中露出兩盞車頭燈，像是怔怔尋找前方已經被大水淹沒而消失的路。照片中一片靜謐祥和，或許所有的倉皇失措和無可奈何都已被大水重重壓進了混濁厚重的黃泥中。大水淹了幾十年，有能力的人早早離開，剩下的人也只能默默與大水一同埋進黃泥中，找不到離開的路。或許等到突然再也無法忍受的那一天，黃泥中的人也會爬起來循著前人用腳走出來的小路，徹底離開生活了幾十年的家園。
爾後久久，我還是會想起浸泡在水中的國產英雄，那雙泡在黃泥水中怔怔望著前方尋找已經消失的路的車頭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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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斗胆用身体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人，他一定是遇到了哪些麻烦，但我们多数把他们当成麻烦。时速120公里，突然眼前一大障碍物，方向盘左右闪避，干一大清早遇上这麻烦事。
马路就像保龄球球道，有车经过，它便兀自移动，但它从不移动。尽管如此，它总赠予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礼物——时而一粒滚动的头盔，时而一具扁烂的动物尸体、一个想死的女人。她怀着孩子，开着白色本田City，就在我每天开车回家的路上割颈自杀。
马路是一条悲伤的马路，所以我才会在那个早上遇见蜥蜴人。
拖拉着骨一般的身体，蜥蜴人出现在16区高速公路上。破洞的深褐色衣服与肤色相衬，脸颊瘦出了窟窿，头发披覆至背——如山鬼，也似野人。天还明晃晃，他是该死在这城市，还是生还自哪座深山？在这汹涌的马路，我往前，他也往前。他就用枝干般的身体穿过车龙，没人来得及鸣笛。
穿过他的瞬间，我清楚看见他的嘴巴。他在说很长很长的话，像必须念三天三夜的咒语。所以在那瞬间，我想他是疯子，才会赤脚走在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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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街道是虚幻的，而且夜晚比白天来得危险。只是整座城市的夜晚越来越暗了，工人在马路旁维修，但灯照不到他。
在那些阴暗处，我曾经见过夜晚的狸花。
熟悉的办公室楼下，狸花是一个陌生化的词语。办公室坐落于一个充满人烟的小区，对面是住宅，偶尔有猫走过。每天早晨上班遇见狸花，他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破了几个小洞的黑色布袋。狸花的头发依旧像一篇语法全错的、语句不通的文章——乌漆麻黑的一整片，遮住了一半的脸，但脸的肤色也晒得几乎和头发一样的色度。于是在那全然浑浊的黑之中，狸花面目模糊，徒留一双眼白特别明亮的眼睛。
第一次遇见狸花，他只是很缓慢地从人家门前走过。那种慢，是生命还有很长但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干嘛的慢；也像是管他的生命，今天要死也无妨。
几乎每天上班，狸花都会从相同地方，带着一样的躯干与行囊走来——没有遇到的话，永远是我不够准时。所以我才说他是狸花，猫一样的定点来到与离去，为这个地盘留下自己的气味。
而上班快半年，在这办公室小区混熟以后，我逐渐认识了三条街道的浪猫。很常午餐时间遇到其中的谁，都会蹲下来跟它们说话，但它们多数时候慵懒地摊睡在水泥地上。午后炽热，水泥地还留有些光影，浪猫会躺在影子之中。
当然，不是每一只浪浪都会对人的语言有所回应。它看到你，闻到你，听懂你，只是懒得回应。
有时我觉得它们其中一只，是变成人的狸花。满身的虱子、沙尘、汗、肤油、污垢凝成风霜，狸花走路不说话。
还可以与人对话的人，都把自己留给了他人。那些已经无法与人对话的，都把话留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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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只身走上流浪汉收容中心那天，其实心里有点怕。那怕，比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蜥蜴人的那个瞬间来得低沉与绵长；但作为一名记者，尽管刚入行，我觉得怕比受伤更羞耻。
半山芭龙蛇混杂。下过雨的街道，像极了一条湿滑的鲶鱼，光溜溜、长条状的身子；偶有车灯打过，就像鱼在深海发光。
我去半山芭找的是一名姓梁的牧师，他说他在菜市尾端等我，楼上便是他的收容中心。他照顾无家者已经20年，我们通过两次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粗旷、市井、接地气，没有电视里牧师故作温柔的儒雅，反倒像半山芭哪个水果摊的龙头。直到见面那刻才发现，梁牧师比想像中还要矮小，像只马一样往下垂的脸上，有两条粗黑的眉毛。重点是，原来牧师不一定总是穿着黑色大袍。
教会的好心人捐出店面，梁牧师便负责打理。有床位，有饭盒与瓦片，早上醒来能到外头溜达，午餐时间一到又折返领饭，像极了一群放养的街猫。但他带我走上楼的那刻，推开门，也有百无聊赖的老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他看着你看他，此刻注视都变成讨价还价之物——我问梁牧师：“这样（闯）进来真的没关系吗？”他说：“有我在，不要紧。”
三楼白天不开灯。他用钥匙打开门锁，生锈铁门发出一阵咿呀——众人随即引头探看。在店铺的尽头，一束光温和地照进，梁牧师说那是他们放风的露台，刚吵过架的谁就在那头冷静。将领一般，他带着我巡视这20个床位——每人安排一样的橱柜、杯具、洗漱用品……谁彻夜未归，谁病死老死痛死白板上的床位名字便一把擦拭。汰换家常，那些名字都臣服于他，接受这规训，这监管与条例，才得以绑定一个床位。他是统治者，也是父亲，每个拜三的团契活动会陪他们唱歌。
但我总觉得，真正的将领之才不能有太多的爱，因为他们还要上战场。
偶尔会有政府官员沿着那条潮湿，堆满干货的梯道上来，有时梁牧师在，有时并不。他们说这里没有执照，收留无家可归者是非法行为。以安全隐患为由，一个店铺不能是家。
因而，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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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带着捕猎器，从卡车一跃而下。野猫自午睡中惊醒，卡车的引擎由远而近，穿过水泥与沟渠，轰隆轰隆，像一场惊雷暴雨正从远处缓缓逼近。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于是他们的武器，如巨大的扫把，把街道的左边至右边，前面至后面，一时半刻之内统统清扫干净。
“以安全隐患为由，他们必须被隔离”。仿佛一辆开往神秘岛屿的愚人船，把麻风病患者都驱赶至无人之处。因而，疯子有疯子的归宿，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排他的部落。资本主义也汇聚成城市与高塔，在那俯瞰人世的高塔之下，相似的人依然会不由自主地相遇、聚合，并自以为安全。因此第一次在公路上遇到蜥蜴人，以及在办公室楼下遇见狸花，他们异化的服饰、行为，俨然我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刺点。强烈的害怕像一支发射的火箭来得极快，但也忽地消失于无垠之中。
细想之下，我畏惧的其实是那山鬼的形象，那我打从有了认知开始，便不曾光天化日下见过的留至腰际、打结交错的蓬头；以及像刷上黑油一般油亮的垢面。我甚至来不及去想，他们此时此刻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他们面临着问题，且不是拿着扫把到街上清扫就能解决。
一只老鼠被车碾过，尸体三天三夜都无人清理。它成了街道的隐喻。它要不是被马路吞去，也许就是被蜥蜴人或狸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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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过几次罚单，暂停营业复又亮灯开灶。教会阿姨来煮大锅饭，喂养散居在半山芭附近街道的流浪者，那锅大得能把一个孩子煮熟。在大锅米饭煮熟的绵长时光中，梁牧师与执法人员也拉开了冗战——他们拉锯、僵持，最终双方都停留在原地。
“没有执照，不能营业。”
“我们没有营业，只是收留无家可归者。”
“他们应该去政府的收容中心。”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有屋瓦，我想蜥蜴人与狸花也是。
在高速公路遇到蜥蜴人那天，他似乎已经历了一场漫长的逃亡，仿佛被炽热的太阳追赶，穿过一大片野林与蒺藜，再跟着月亮的方向走，才狼狈地逃来这座钢骨森林。他到底有想去的地方吗？被逮捕到公立收容中心的流浪汉，他们仍会想方设法逃出来，再重新过上天地为家的日子。里面没有自由，里面的空气很闷热，梁牧师说——他们宁愿睡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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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虚幻的。在街道形成之前，众人席地而坐；只是当人为泥地铺上石砖与水泥，人们便只能在街道上走。他们说，只有山里来的人才会当街坐着；只有疯子才会睡街上。
狸花是疯子吗？后来我才发现他不是。在熙熙攘攘的小食中心旁，街坊邻里立起了个大红色的拿督公龛，香火断断续续，初一十五会供奉发糕苹果。午餐时间，我都会从公司经过这条小路，走到后边的南洋咖啡店去。拿督公龛旁的树荫下搭起了个木棚子，时而停了几辆摩托，华人阿伯并肩坐着消耗时光。一只脚翘起来，一只肮脏的人字拖便掉落沙地；万宝路香烟袅袅，有一天我便见着狸花以相同的姿势坐在他们之间。
狸花正在与人说话。这一次我忍不住多瞅他两眼，瞅他黑色布袋里边装了些什么。瞅他蓬乱头发后的脸，瞅他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忽然，他看着我看他，那眼神间虽没有鄙意，也没有恶意，但不下两秒，我还是像个孬种一样假装把眼神飘往树上的翠鸟，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过。
像看鬼一样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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