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嫁妆（下）/梁放（古晋）

时隔13年，背着藤篓、赤着脚，那对伊班夫妇翻山越岭，从泗里街斯曼圭那一带的原始森林徒步先到了另一条河流域的荷万（Roban），再试探着逶逶迤迤地来到了砂拉卓。老爷子只记得地名，要找的是个裁缝，带着老伴，也是第一次走出大山。

Aki与Ini（爷爷奶奶）在我们家住了好几天，就睡在天井的另一边、Aya Ibu与我们两家人公用起居的地方。除了日常就铺满地板任由我们打滚取乐的粗条藤席，晚间父亲还给他们准备薄垫与挂上蚊帐。我不怕生，与两老打成一片，鑚进他们的蚊帐里玩着闹着，往往就此夹在他们中间，一觉醒来，板墙之隔的左右邻家，人声吵杂，原来天也大亮了。接着我跟着父亲带他们去咖啡店，他们都显得腼腆。父亲发现两老穿的还是多年前给他们缝制的衣服，在他们小住期间，赶紧给他们量了身，添置几套牢实耐穿的。

Aki与Ini要洗澡，母亲让我带路到店屋后的河边。他们犹豫了半天，才肯走下斜躺在泥泞河床至水面的木桐。旱季里、我们眼里罕见所谓的清澈河水，他们不敢置信竟然是如此浑浊？河面又怎的那么宽阔、浩淼、吓人？！那几天里，Aki与我同时有所发现；眼前的河水往外流着，流走一大半，至河面几乎平静，一段浮木，眼看着它即将悄然停下来，却一时间受堵似的、突地顿了顿即往上游倒退，刚刚还似乎见到水面上的蓝天白云与对岸滩涂及树木的倒映，一瞬间也全给撩乱了。河水神迹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周而复始。倒回来的河水怎还略带咸味呢？！

Aki手臂上的刺青与挂在胸前的山猪牙串。他的脑勺后有小络头发，盖住脖子后边，其余的头发都给剃个精光，仅留着头盖上的一圈，像扣在头壳上的瓜瓢。他日常赤着上身，一条树皮布（Silat）过胯绕腰，头尾留着的部分巧妙地前后遮羞。他腰间挂着带盖的竹筒，要抽上一口时，他从里边装着的干叶子卷进自己种的烟草，仅以一块配备着黑铁片的工具与小石头对刮几下，让发出的火星子由一小撮植物纤维绒接上，就此把烟点燃。这一操作，往往让我看了着迷。父亲抽烟用的打火机，Aki试用几次，发现火势太猛，又知道打火机原来得不时往塞满棉花的腹腔注几滴煤油、换消耗掉的火石，十分不以为然。火柴他也试过了，给一划，烧了，也没了。即便父亲要把打火机相送，他也没有接收，执意用回他原始的随身带。Aki与Ini对镇上商店摆卖的商品不感兴趣。母亲给他们买下的人字拖鞋，临走，他们也从背篓里抽了出来，带回去的是半面粉袋的粗盐与我们家里常备的Kaben Osborne饼干。

后来，Aki与Ini还到过砂拉卓一次。那个时候，因为经济不景，父亲的裁缝店已经退了租，带着一家大小迁徙到伊班人聚居的村落Diso务农去了。两老给我们带了一竹筒的Engkabang树枳油，黄澄澄的，腊一般，往热腾腾的饭一抹，立即散发一股令人垂涎的香味。他们也带来了烘干的野猪肉，用一层层干叶子包着，都是托当年还在原处住着的Aya Ibu转交。与他们一起前来的，Ibu说，还有他们的女儿与一名男外孙，一家老小都没有留宿。母亲当时还埋怨Aya Ibu没有及时通报，否则她再忙也可以把所有的一切先撂下，与他们再见个面，把他们都接过来住几天。

如果Aki Ini可以就此居住下来，那该多好！我说，念念不忘曾与Aki Ini相处过的那些日子。

Diso长屋，与我们的亚答屋就只隔着一片湿地，其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插有两根树干交叉、撑起无数横木两端交叠而衔接的长长独木桥，两边还备有扶手，方便相互走动。如果Aki与Ini都真的住下来了，我在腰间也佩上一把巴郎刀，有模有样地随Aki狩猎或满山遍野jalai jalai（闲荡）去。再不，我就跟着Ini有事没事长屋沿家挨户串串门子，肯定也会兴致勃勃。有我作陪，Aki Ini保准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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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家里后，Pua Kumbu脏兮兮、手感也粘乎乎的，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处置，小心翼翼地将它用塑胶袋包好，往杂物储藏间的架子最高层搁起，也几乎把它给忘了。陶盆端坐在厅里的桌面上，家里弟妹们哪一个从外边买了香蕉木瓜或柑橘回来，就顺势就往里一搁，就此成了我们的水果盘。陶盆面的图案，我们从没有注意，有天却让母亲的眼睛一亮。那是描绘时盆面有意无意似乎失误溢出圆周的一笔。她再把它托起，转了圈，盆缘下方这么的一个缺口，一经碰触，袭中了她指尖的神经线末稍，随即禁不住惊呼：就是这一个，永远错不了！

个别物件都蕴藏着故事

母亲的那个古老木箱里藏的，部分是我们曾经最熟悉的东西。舅舅小时候玩过、只需往里灌些水、即可从一头吹出动人的鸟叫声、再从大姐依次到小弟也都玩过的黄色塑胶鸟；外公的竹笛子，笛子周身刻着花、几行字，大姐年轻时候天天把玩过；父亲早年学过针灸的一枚银针、一枚红十字会的勋章、一副眼镜、一些老照片等等。更多是我第一次所见。

母亲把她的那一条裙子摊开时，我想起了那一件pua Kumbu。发现它虽严重受潮、部分半腐朽脱落，其他丝毫未损。经我暴晒去潮，小心翼翼地轻轻拍打后，精致的手工与图案与曾给尘垢半埋的暗红色泽，再度显现。我把它与母亲的收藏品并列着，母子俩见了，不由的愣住：它们简直一模一样！

那个老太太是不是Ini？你没认出她来吗？她是不是叫Umang？男子是谁呢？他有多大年纪了？他叫Aling Baling，对吗、对吗？母亲追问。

母亲把玩着两条裙子，有了想法。我们在印度街买来一块深褐色的棉布，以它垫底，再把存着的那条裙子与另一条拆了线，边缘相叠连成一体，掩饰了腐朽部分，母亲小心翼翼地一针一线地它们缝贴其上。我们找到古晋一家装裱店，监督着让店主以不反射的玻璃把它们镶起来，挂在客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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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没有回到那座推窗即可见到瀑布的长屋。

离开的那一天，天刚蒙蒙亮，云雾笼罩着整座山，长屋就在云雾里边。夜里下了一场雨，黄粘土的陡坡更显光滑，在艳阳下，闪着金光。屋长带着我们绕远穿过一片再生灌木林，安全地下了山。泛婆大道上，四周一片热带雨林深邃，灌木林融在其中，若往回走，去向长屋的路，我再也分辨不出来。

那座长屋，迄今理应还在那一座山中，但名字与位置，我没记住。

他就是六十多年前曾陪着外祖父母前来探访的少年吗？那位屋长。时隔多年，他还健在吗？当他兴致勃勃领着我们观赏、数着屋里各古瓮的来历之后，工程助理把文件夹摊开，我看了看，与其搬弄地势因素，还是这一区域历年旱季所采集的水文资料，不如直言不讳；我们的到来恐怕要让他与长屋居民失望了。他眼睛对着我的直视，轻声地说了句；不成就不成呗。那与要送你礼物是两回事呀！

父母亲相继去世了。

母亲遗留的那口木箱子，内容一直封闭着。诸多她生前所珍惜、儿女们不知来由的物件，随着母亲的离去，再没有人能将其个别蕴藏的故事细述，何以让它们一一还魂？

陶盆与Pua Kumbu，今后哪天有人看上眼，或许当古玩当艺术品收藏去，与它们的存在曾经紧系着的事迹还有谁在意？除了我，在有生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