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百年校庆的那一年,我负责编写《韩江百年·历史影像集》。在收集及整理照片的过程中,可谓困难重重,学校自身留下的照片非常少,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都无法找到。后来,部分重要的照片只能在委曲求全的情况下,翻印自早年出版的纪念特刊。虽然图像模糊,效果不佳,但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我相信这是很多学校在整理校史,筹备校史馆期间普遍上会遇到的难题。
在众多珍贵的照片中,就包括1958年林连登翁铜像揭幕典礼的纪念照。林连登不仅是韩江小学的创办人之一,也是韩江中学的创办人。可以说他自韩江中小学的诞生,乃至日后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槟榔屿韩江学校同人为了纪念林连登献地捐资的贡献,以重金聘请泰国御用意籍艺术家为其铸造铜像。1958年10月11日,由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为矗立在行政楼前大草场上的林连登铜像主持揭幕礼,观礼嘉宾包括槟岛各民族领袖、时任马华总会长林苍佑、槟城首席部长拿督王保尼、工商界翘楚、韩江各位董事等,仪式非常隆重。首相在当天的致辞中赞扬了林连登在社会慈善事业、经济、教育各方面的贡献,将他视为我国青年的楷模,并表彰他“忠于邦国美德”。这对于处于独立初期各民族间尚未完全融合、华校超龄生问题、学潮事件等充满争议和纷争的年代而言,毫无疑问,国父此番表态具有特殊重要性),可被解读为他不仅认可华人在各领域对国家的贡献,同时也充分肯定华人忠于马来西亚。这就是此照片的珍贵之处。可惜的是,韩中并没有原照。虽然此照片曾被刊用于《韩江中学50周年校庆纪念特刊》(2000年)。但这些特刊内的照片除了清晰度不够以外,还被裁剪为半圆形,无疑局限了照片的使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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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籍出版的4年后,本地一位收藏家(下文简称“藏家”)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近期收到几张老照片,其中就包括林连登铜像揭幕典礼的纪念照,并表示稍后会分享这些照片。我当时迫不及待地私信他,询问有关照片的情况。该照片毫无悬念是韩江中学没有的珍贵照片。然而,我却陷入两难之中。曾经在韩江华人文化馆任职的我,脑海中出现的第一念头是如何劝说藏家无偿捐赠。但另一方面,我有收藏界的朋友,因而理解藏家对藏品的情感与执念。就在我犹豫之际,藏家主动说明愿意捐赠图档。他的热心与无私是我始料未及的。最终,水到渠成,照片的图档回到了韩江学校。
勿“道德绑架”藏家
这事引发我进一步思考,博物馆在遇到珍贵的文物时,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对待收藏者?鼓励藏家无偿捐赠?还是建议有偿捐赠?传统上,博物馆通常采用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方案,即劝说藏家无偿捐赠,因为博物馆作为专业单位能更全面地保护、研究和展示文物,并能营造舒适的环境供大众参观。然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收藏家,在思想及态度上已出现变化。老一代的藏家更多是本着服务社会的想法而愿意无私割爱,这种做法是不计金钱及时间成本。而年轻的一代则认为,每件藏品都是经过一番曲折才能获得的,为何要无偿捐赠?为什么博物馆能“大义凛然”地获得文物,而不需要花任何的金钱和时间?
就像上文提及的照片藏家,他曾多次询问卖家,经历了长达半年的等待,经过失望、筹集资金等种种的曲折后,最终才成功购得照片,其过程中的甜酸苦辣是难以言喻的。此外,再加上藏家对他们的藏品的热爱及收集的嗜好,在此情况下,博物馆要藏家割爱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如果博物馆依旧站在原来的立场对藏家进行道德批判,这只会让藏家觉得自己被道德绑架。在反感情绪的作用下,藏家只会关起交流之门。这对博物馆而言,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那么,要如何才能达到互惠的局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不要求捐赠藏品的情况下,博物馆可以通过文物借展或共同策展的方式与藏家建立合作关系,至于老照片则可以捐赠电子图档的方式取得展出及出版的使用权。对藏家而言,可以通过与博物馆的合作与公众分享他们的珍藏;对博物馆而言,则可以多元化展览内容,充实博物馆的展示品,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同时,双方都能以此达到教育公众的目标。
至于文物保护方面,博物馆的相关人员可将文物保护的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分享给藏家,或与藏家讨论出合适的收藏及保护方法,让民间藏家也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延长文物的寿命。另外,博物馆可通过与藏家的接触,了解藏家手中有哪些珍贵文物,并记录存档。日后,博物馆有需要还可与藏家进一步联系,商讨各种合作的可能性。
这种互惠的做法不仅有助于文物的保护与传承,还能够促进双方的合作和互动,使文物得以更好、更全面、更有效地被利用和传播。
共存共荣应该是博物馆与藏家的共同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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