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王禮霖／首當導演入圍金馬 每一步皆在算計中

中學畢業後，王禮霖從太平小鎮來到首都吉隆坡修讀廣告設計課程。離家，等於更方便實現追星自由，每個星期留守雜誌《偶像雜誌》《生活電視》，追蹤藝人明星的動態。和很多電視兒童、港劇撈飯長大的人一樣，他嚮往娛樂圈，但那把鑰匙在哪？

學院畢業后王禮霖從事廣告工作，也面試過唱片公司宣傳、電臺DJ。就在1999年，人生磕絆一下，才在網絡媒體《紅人館》重新開始。他是編輯也是記者，負責娛樂內容，理所當然靠近娛樂圈了。

王禮霖進入唱片業，為藝人著想，他一一打電話給各種廠家，“May I speak to marketing department?”請總機轉接到行銷部門。但當時也是流行音樂的最後一個大盛世，後來MP3橫空出世，唱片業受到打擊。總不能讓旗下歌手閒著，要替他們尋找出路，於是他也開始涉足電視，拍了《高校鐵金剛》和《逆風18》。

王禮霖自認有不服輸的性格，或確切來說，他的原則是凡事給自己50%去爭取的機會。“不管做什麼事都去試一試，失敗了，心甘情願。”他說，過程不需要多說，間中還可能遭受一些委屈，但成果會說明一切。

《富都青年》的成功“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富都青年》火紅，王禮霖簡單總結“剛好天時地利人和”。他也不想過分謙虛，因為團隊在每個階段都非常努力，例如一開始決定做社會題材，就想好策略路線。《富都青年》和上一部監製的《分貝人生》一開始就定位為影展片，用影展成績開始發酵口碑，先讓觀眾注意到新作。

第二波宣傳關係到上映時間點。在臺灣，金馬效應是不變的定律。王禮霖跟團隊說，就當作品一定會入圍來做，早在名單公佈前就先敲定在金馬獎隔週全臺上映，再順勢帶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跑影展時，《富都青年》在3個不同國家都拿下觀眾票選獎，王禮霖認知到那是指標，這部電影與觀眾是能產生連結的。“算計”的部分就在這裡，他看到機會，選了吳慷仁在監獄無聲控訴的15秒片段作為入圍片段。在那之前，所有釋出的劇照、海報、預告片段都沒監獄畫面，大家都在頒獎典禮上被影帝演技驚豔到，也好奇故事轉折。

“如果真的沒得獎，至少大家可能會被吸引。”王禮霖說，“沒有人跟我們說會不會成功，可是我們就判斷，在這個時候做了這個事。”

從企劃、宣傳策略來看《富都青年》，有王禮霖過去工作二十多年來的經驗累積。唱片製作與宣傳、歌手定位、選歌、合作對象、形象包裝等，每一步都在算。後來做電影，他也清楚知道案子的目標方向。

臺灣移工經歷成創作養分

而從故事、情感來看，《富都青年》乃至先前監製的《迷失安狄》《分貝人生》，都有他的部分生命印跡。

金馬獎期間，王禮霖接受多家臺灣媒體專訪，自揭25歲曾到臺灣當外籍移工。住在潮溼寒冷的宿舍，大冬天吃著冰冷便當，報道一出還引起當地市議員關注。回想，他還是不懂為什麼命運之手會把他推去臺灣當半年移工，也就是人生的那次磕絆。但無可否認，這段經歷在20年後成了他的創作養分。

當年廣告設計課程畢業，投入相關行業，浮浮沉沉，因為他對廣告興趣不大。當時又流行跳飛機，他選擇合法途徑出國工作賺錢。當時姐姐在臺灣當人力中介，原本介紹他去組裝電話，卻不想意外到鐵廠當勞工。

1999年，已是25歲的大男生，在臺第一個月幾乎每晚哭著寫信回家。可王禮霖說起這段過去已不悲情，還聲情並茂講到曾在工廠宿舍遇到邪門的事。媽媽在馬求了平安符寄給他，當地打掃阿姨卻說，“臺灣的鬼要用臺灣神啊，你馬來西亞的神救不到你。”

化作養分的是其他菲律賓移工對他的關心，帶他去郵局，認識附近環境，告訴他去哪裡買東西。“所以是那個情感啟蒙，為什麼異地來到這裡生活的人，互不相識，他們要給予我這樣一個人關心和愛護？”

敘事中帶出社會議題

還有《富都青年》的Money姐、《迷失安狄》的Evon（Andy）。王禮霖從小在太平湖常見跨性別者拉客，“他們也是人嘛，可是我們沒有再往下去看他們的世界……”又如一次隨藝人拜訪貧戶，讓他看見繁華都會常被忽視的角落，於是有了後來的《分貝人生》。

“我每次帶出（這些議題）只是想提醒大家，有這樣的情況在馬來西亞發生著。”王禮霖說，“可是我不會給你任何答案。”他沒有太大的抱負，不全然想探討社會議題，而是喜歡講人與人之間情感濃郁的故事，敘事當兒順便帶出一些馬來西亞的社會議題。

不過，就在《富都青年》上映後，政府正草擬公民權修憲案，並在3月提呈國會。很多人因此透過電影瞭解無國籍人士的處境。王禮霖欣慰，電影讓這個議題被看見，讓大家對這些群體有多一點同理心。

“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帶著馬來西亞的電影到海外跟不同地區的觀眾去討論。電影是很好的說故事媒介，我們也是透過不同電影看到不同國家的生態、環境啊。”

“《富都青年》後我要做什麼呢？我會繼續做的，希望能帶動一些可能，比方說跟更多不同的電影人或單位合作。因為我一直覺得，馬來西亞這個產業還有很多很厲害、有潛力的人。如果大家覺得《富都青年》是一個成功案例，那它同等會開拓一些資源，我願意跟這些人一起共享……”

對行業的“一廂情願”

訪談尾聲，王禮霖看似總結，卻又突然反問“這會一廂情願嗎？”

不打擾，讓他繼續說，慢慢釐清。那些疑惑在於，他很熱血在推動一些事。例如辦過3屆AIM中文音樂頒獎典禮，讓歌手感覺到鼓勵，不要放棄夢想。又如去年貼錢辦了臺馬中文電影交流會，還特地引進臺灣經典電影《悲情城市》，做了一晚特映會。

“我會質疑是不是做太多了？”王禮霖強調一切不為掌聲，而是希望那些事能創造一些可能，例如《分貝人生》後，把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請來，讓大馬電影人多一個尋找資金的選擇。“那我不曉得是自己爽，還是一廂情願，還是我就幫到這個產業一些些？”

其實這些付出他都是心甘情願的。這一番話看似是在安慰自己，但他可能不知，其實也撫慰了許多在不同路上努力的人。“辛苦的……可是我們永遠要知道，當你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些辛苦是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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