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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今年的第1周，至少有18名記者在報道孟加拉國涉嫌選舉違規和暴力事件時遭到騷擾或襲擊。而後，在2月初，巴基斯坦的記者因暴力浪潮、涉及面極廣的互聯網停電以及移動網絡服務暫停而無法報道選舉。今年3月，儘管土耳其的記者擁有合法權利，但卻遭到槍擊並被禁止觀察地方選舉。

以上是這個“超級大選年”令人擔憂但卻並不特別令人意外的開始。隨著全世界半數人口開始投票，對候選人的獨立報道成為關鍵問題。但對媒體的攻擊正大幅攀升，即使在更為成熟的民主國家也是如此。在美國，唐納德·特朗普作為候選人的迴歸令人回想起2021年1月6日，當時，特朗普的支持者衝進國會大廈，衝向記者，毀壞他們的相機，並且在門上胡亂寫下“謀殺媒體”。

上述實例顯示出一個更為廣泛的問題。從美國到印度，來之不易的自由和權利正遭到侵蝕。2023年監測世界各地民主的V-Dem研究所發佈了一份報告，警告稱，自1989年以來所取得的民主化進展正在遭到逆轉。該文作者認為，針對記者的襲擊增加是專制化的一個主要標誌:“言論自由和媒體是想成為獨裁者的人攻擊最多、且往往也是最先攻擊的領域。”

記者受威脅事件增加

毫無疑問，記者所受的威脅正在上升，而且不僅限於獨立媒體一直作為目標的國家才是如此。過去三年來，保護記者委員會記錄了接近創紀錄數量的記者（甚至媒體高管）被捕入獄，包括危地馬拉等所謂的民主國家，以及香港等曾擁有相對高水平個人和政治自由的地區。

記者遇刺事件達到近10年來的峰值。2022年，美國調查記者傑夫·日爾曼在其拉斯維加斯的住宅門口被刺，而日耳曼所報道的一名政客目前正因謀殺而候審。從華盛頓、威斯敏斯特到布依諾斯艾利斯和布達佩斯，政治報道記者每天都會收到死亡威脅，而且越來越多地遭到政治集會和抗議活動的針對。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21年的一份報告顯示，3/4的受訪女記者曾有過遭遇網絡仇恨、騷擾和暴力威脅的經歷。最有可能引發此類傷害的原因之一是報道“政治和選舉”。女性和來自邊緣群體的記者往往首當其衝遭到網絡反媒體騷擾的衝擊，而且，這種尖酸刻薄的行徑往往也會蔓延成為真實世界的暴力。

追究掌權者責任

上述令人不安的趨勢其後果不僅限於媒體。我們所有人都受困於對記者的攻擊。記者對候選人進行公眾盡職調查，調查其職業記錄、言論真實性以及承諾可信度。通過報道政策成敗，他們協助證實——或反駁——候選人的官方陳述，揭露謊言和誹謗信息。他們還提供有關投票過程的實用信息，並監測選舉違規行為和違規競選融資。沒有這些信息就不可能有民主，選舉會因此淪為空洞儀式和V-Dem所謂的“選舉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