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华文老师讲故事 | 张枫英：汲取中华文化养分 从华文学自律自省

张枫英坦言，师资问题真的堪虑，她在增江国中执教时期，最辉煌时曾有逾10名华文教师，惟随着教师陆续退休、调职后，如今只剩下六七人；而中华国民型中学的初中及高中也因师资不足，近年从原本的六七节华文课，减至一律5节……

“其实二三十年前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时很多国中的华文课是由母语班老师来教的，但现在因为老师们的工作很繁重，能在课后教母语班的不多，所以我们担心将来有一天，华文班可能不会完全关，但却会慢慢地减少。”

因此，面对有多名学生在毕业后当了华文老师，其中有一位甚至在她的母校执教，还很尽责与称职，让她倍感“母校的华文科有救了”，有一种后继有人的感觉，让她觉得很安慰。

乡区学校执教“孤军作战”

当教师是张枫英从小的愿望，尽管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曾因国文没有优等，无法申请师训而吃了一些苦头；但一心一意要当教师的她，选择边任代课老师，边为重考国文而努力，直至顺利拿到进入师训的机会。

中学时期就对华文科最感兴趣，所以她在师训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国中任华文老师，而森美兰州柔河酋长国中是她第一所任教的中学，初来乍到就感受了孤军作战的滋味。

“那是一所乡区学校，全校大概有数百名学生，只有50多名华裔学生，只有我一个华文老师，所以我就负责教预备班到中五的华文课，可以说是孤军作战，靠自己摸索。”

虽说学生人数不多，作业批改也简单，但对当时还是新人的张枫英而言，备课和出考题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一次要准备6个年级的教程，以及6份完全不同的试卷，甚至因为华文节数不够，还得兼教体育和美术课，让她至今回忆起来，仍觉棘手，直言是教学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

“那时有些师训的同学很好，他们知道我一个人，就会将一些试题电邮给我参考，就这样教了4年多；由于是乡区学校，所以学生都很淳朴，我们感情也蛮好。”

最高纪录负责六七班

张枫英后来顺利到博特拉大学（UPM）升学，毕业后被派往母校，即增江国中执教，虽然有多位老师分担，让她体会到群体工作与孤军作战的差别，但随之要面对的是庞大的学生人数。

“增江国中华裔学生很多，我的最高纪录是负责六七班，曾经教过最大班的是47名学生一班，在我记录里面，最多学生的一年是200多人，然后高中华文试卷有两张，可以想像300多份考卷的批改量，且还有批改期限，可以说是没日没夜地改，改到背痛肩酸。”

教学生涯甜酸苦辣兼具，虽说海量的试卷批改起来很苦，但阅读到来自学生令人惊艳的文章，是张枫英最大的享受，而在她看来，当教师的乐趣，还有学生在课堂上针对当天课题内容与她有积极互动，可谓是教与学的双向收获。

学生毕业后仍保持联络

“我觉得课堂上的师生缘结束之后，沉淀下来的就是‘师生情’，有些学生毕业后还会跟我联络，甚至最近我退休了，他们还会发信息来祝福我荣休快乐，这是我觉得‘甜’的地方。”

她笑言，自己是个很豁达的人，就算在课堂上曾被学生气哭，但下课后会直接将气放下，所以30年来不曾感觉挫折，也不曾有过一丝“后悔”的念头。

“因为是从小的志愿，所以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就算让我回到30多年前，让我重新做选择，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当老师，当一名华文老师。”

勉励学生“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正是张枫英一贯勉励学生的四字箴言，甚至还真有后进班学生受这4个字启发，从一个叛逆、上课打瞌睡的孩子，变成一个积极向上的学生，让她确信“一句话能改变一个人”。

“教了30几年，但我的热忱还在，觉得有一份使命感。教后进班，我不在意他们考出来的成绩，我常在想，只要当天所教，有一个人吸收了我一句话，那已经是一份成就。”

大众普遍有“SPM华文很难考A”的错觉，但张枫英认为，中学华文是其中一科最早在考题内设高思维题的科目，那时确实不易考A，但近年来所见，只要学生肯下苦功，华文科也不是那幺难。

“其实少学生在华文科考获A，考题难是一回事，另外一个原因是，当学生选读的科目多，功课重了之后，他们往往就会忽略华文科，很多学生有补习数学、国语、历史，但却少有学生补习华文，甚至购买华文课外书。”

她相信，学生们放在华文的心思比其他科目少一些，也是华文难考获A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