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孝仁.新聞自由衡量的是工作環境

回顧“2023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RSF在報告中指出，政府的更替和新的政治聯盟，有助於促進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國家的進步，也為過去3年經歷了政治和經濟動盪的我國帶來了穩定。

然而，報告也表明，諸如改教、童婚和叛教等與伊斯蘭有關的問題，還是禁忌。此外，君主制是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任何形式的批評君主制的評論或報道都可能導致起訴和重罰，從而導致對相關主題內容的普遍自我審查。

報告也指出，在馬來西亞創建媒體是一項冒險的業務，尤其是政府利用其系統控制和確保支持政府的編輯政策。媒體所有權高度集中，少數擁有者威脅著整個行業的獨立性和多元化。

而今年的報告則指出，馬來西亞政府加大了對媒體的打壓，尤其是那些敢於批評政府官員或觸及敏感議題的媒體，凸顯了安華領導的團結政府已背棄他們宣稱要打造更民主、進步、公正的改革議程。

因此，排名下跌似乎是意料之中。

但，這完全真的只是政府的單一責任嗎？

在撰寫這篇評論時，負責採訪新古毛補選的攝影組同事在工作群組中彙報，一名國盟領袖在助選拉票時遭到嗆聲，且過程也被採訪的媒體錄影；不料，很快就有一名“保鏢”趨前，要求錄下此情況的媒體刪除視頻。

由此可見，限制對自己不利的消息流傳，從來就不是執政黨的“專利”。

再看回這份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自2002年公佈報告以來，馬來西亞一直都被列為新聞“受限制”的國家；除了在2023年排名第73名外，也只有在2006年“唯二次”進入前100名，排名第92。

馬來西亞並沒有出現每年數十名記者遭謀殺的情況，但新聞自由指數從來不是隻衡量記者所受到的暴力，它衡量的是，是否能夠讓記者自由工作的整體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