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恩：喜欢拍纪录片 “感受生命相互碰撞”
“一种生命相互碰撞的感觉，这是我喜欢拍纪录片的原因。”
李慈恩，26岁，怡保人，台湾政治大学广电系毕业生。毕业前，她陷入深深的迷茫，关于未来要在哪里生活，关于身分的重叠与边界。当自己也成了异乡人，她开始想起父亲——一名在多年前“跳飞机”到澳洲的非法移工。于是，她回到家乡追溯父亲的故事，拍成纪录短片《跳飞机》。短片获得2022年新北市学生新星奖最佳纪录片，也入围金穗学生纪录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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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机成了一个媒介，让她参与很多人的人生，“他们的生活给了我很多启发，很多勇气。”
第一次捧起摄影机，是在培南独中就学期间，加入学生记者团之后。从观景窗望出去的世界，裹着此前未曾觉知的氛围和感受。是一场enlightenment（启发），李慈恩形容。仿佛隐隐打开了什么。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喜欢观察细节的人。妈妈说，我是可以站在一个地方看一个东西久久不动的小孩。”长大以后，直勾勾盯着人家可是不被鼓励的，但有了相机就不同了。“你就像是可以躲在一个地方，在镜头里放大、缩小，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一件事情。那个瞬间我是很享受的。”
在课堂以外累积的摄影作品成了护身符，让李慈恩顺利通过“独立招生”的申请管道，在19岁那年入读台湾政治大学广电系。
到异地升学的日子，在看似能够和谐融入当地生活的日常中，其实隐埋着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界限，时刻提醒李慈恩反思自己的身分和处境。尤其毕业的临界点到来，她不得不做出选择：未来到底要在哪里生活？
“那段时间，我开始觉得，原来身分是流动的。虽然我讲中文，长着一张华人的脸，但有时你是隐形的，这是我在台湾生活的一个深刻感受。”身边的台湾朋友有时会忘了她是大马人，但在更深的地方，比如文化的养成、口味的喜好，两地的隔阂始终存在。
每年，她也必须更新居留证，反复向有关单位证明自己能够合法待在这片土地上。这是身在自己的国家所不会有的体验。
“就算日常多么融入台湾生活，你还是要注意自己‘过期’的时限。所以我开始好奇，这种身分的重叠在一个人身上会形成什么样子。”
这一刻，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筹拍《跳飞机》 与父亲开始有话聊
20世纪末，锡米价格暴跌，怡保一带的矿场纷纷倒闭，震荡了整个环境的经济结构。为了生计，父亲与许多当地青年一样，“跳飞机”到国外打工。
对当地人而言，“跳飞机”是极其普遍的现象，普遍到李慈恩必须跳出来到国外生活，才会想起原来这件事并不平常。于是，毕业作的提案，她决定以纪录片的形式，回到家乡务边拉湾古打（Lawan Kuda）追溯父亲的故事，把这个若即若离的人重新认识一遍。
父亲第一次离开，李慈恩约莫两岁。八岁那年，父亲回马待了一阵子，做焊接工人。后来为了让成绩优异的女儿升上好中学，父亲又飞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我不会完全很悲观看这件事情。我的父母都是蓝领阶级，但他们真的供我来到台湾读书，他们牺牲了亲子时间，去到国外重新工作、生活，这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他们身上有一种野性，我很喜欢，我觉得自己也继承了某一部分的野性，让我有自信在台湾闯荡。”
在纪录片《跳飞机》中，李慈恩采访了妹妹、母亲，以及父亲友人，透过不同视角，弥补从小缺失的父亲形象。片子完成后，她有找到心中渴求的答案吗？
“我觉得有达到我的目的。我原本想像这是一封给父亲的家书、情书，想让他看看离开十多年后的家乡现在长什么样子，”分隔已久的两人，通话次数越来越少，但为了筹拍《跳飞机》，两人开始有话聊了，“我会要他推荐朋友受访，向他拿联络方式。我从中学到，如果你想跟一个人连结，就要主动一点，主动可能需要勇气，但好过没有。”
纪录片是一个媒介 参与别人的生活
生命的相互连结与碰撞，正是李慈恩喜欢拍纪录片的原因。
除了父亲的形象变得更明朗，原本只是从小会在住家对街路过的安哥们，也因为《跳飞机》的缘故，李慈恩有机会走入他们的生活场域，看见他们不再扁平的模样。
在此之前，她曾拍摄一部以三位台湾外籍新娘为叙述者的短片《我从＿来》，有者是她在餐厅打工认识的阿姨，有者是同学的亲戚；目前，她正追踪一个台湾原住民族重夺自身文化与姓名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纪录片是一个媒介，让我参与了很多人的生活。他们都是我在不同生命阶段遇到的人，我好奇他们怎么去克服自己的困境。”
吸引她去探索的困境，往往与身分认同与身分重叠有关。除了原生家庭与留学经历的影响，是什么在驱使着她一部接一部去挖掘人在边界游移的复杂性？
“我觉得身分认同这件事很有趣，到头来其实你是在观察一个人怎么活下来。我喜欢从这些很草根的人身上怎么长出自己的根这件事做学习吧。”
至于李慈恩要把自己的根扎在哪里，早在她拍摄台湾外籍新娘的故事时，或许已经得到解答。
“拍摄那天，我看到她桌上摆着一杯水，水里装着万年青，我问她，为什么不把万年青种在土里。”这道问题，也对应着她自身要留台或返马的挣扎，当两边都有自己的足迹，怎么却感觉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不想眼前的阿姨悠悠地说，“这些东西很容易长的嘛，你放在那边，它就会慢慢把根长出来了。”
这是一次她很珍惜的生命的碰撞。
“她提醒了我，人总会找到方法活下去，反正不管你选择待在哪里，都要认真活着就好了。”
“艺术工作者 有责任连结每个人的生命”
原来困扰自身许久的迷茫，解方竟是如此简单：认真生活，认真拍片。我们都会长出自己的根。
毕业两年后，如今的李慈恩早已做出选择——待在台湾继续创作，同时不忘回头凝望自己的家乡。“我还是想做马来西亚的题材，理想的状态，是半年在台湾，半年在马来西亚。”
目前，她也打算将23分钟的《跳飞机》短片，延伸拍出一部长片。虽然影片聚焦父亲的个人生命轨迹，但已足以反射出一整个非法经济移民的群体故事，在她看来，这兴许是一部纪录片或艺术作品的意义所在。
“你只要把个人的故事讲好，其实你就在讲着一个社会和历史的东西。因为一个人的出生，它是承载着一个社会的期待和一个家族历史的堆叠，这个人才会出现在这里。”
这份意义酝酿的结果，就是促成更多“生命的碰撞与连结”的发生。所谓的连结，不只发生在李慈恩与受访者之间，也发生在受访者与观众之间。
“我觉得艺术工作者，很大责任是连结每个人的生命。我用我的观点跟你说这个人的故事，把他介绍给不认识他的人，这个原本可能不起眼的人会慢慢立体起来，这就是一个连结。人专注在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但你不能不看看周围的环境，不能不觉得旁边发生的事与你有关，其实所有事情都息息相关。”
这是李慈恩作为影视工作者，当下所持有的一个不浅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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