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生命相互碰撞的感覺,這是我喜歡拍紀錄片的原因。”
李慈恩,26歲,怡保人,臺灣政治大學廣電系畢業生。畢業前,她陷入深深的迷茫,關於未來要在哪裡生活,關於身分的重疊與邊界。當自己也成了異鄉人,她開始想起父親——一名在多年前“跳飛機”到澳洲的非法移工。於是,她回到家鄉追溯父親的故事,拍成紀錄短片《跳飛機》。短片獲得2022年新北市學生新星獎最佳紀錄片,也入圍金穗學生紀錄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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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成了一個媒介,讓她參與很多人的人生,“他們的生活給了我很多啟發,很多勇氣。”
第一次捧起攝影機,是在培南獨中就學期間,加入學生記者團之後。從觀景窗望出去的世界,裹著此前未曾覺知的氛圍和感受。是一場enlightenment(啟發),李慈恩形容。彷彿隱隱打開了什麼。
“我從小就是一個很喜歡觀察細節的人。媽媽說,我是可以站在一個地方看一個東西久久不動的小孩。”長大以後,直勾勾盯著人家可是不被鼓勵的,但有了相機就不同了。“你就像是可以躲在一個地方,在鏡頭裡放大、縮小,從不同角度去觀察一件事情。那個瞬間我是很享受的。”
在課堂以外累積的攝影作品成了護身符,讓李慈恩順利通過“獨立招生”的申請管道,在19歲那年入讀臺灣政治大學廣電系。
到異地升學的日子,在看似能夠和諧融入當地生活的日常中,其實隱埋著時而模糊時而清晰的界限,時刻提醒李慈恩反思自己的身分和處境。尤其畢業的臨界點到來,她不得不做出選擇:未來到底要在哪裡生活?
“那段時間,我開始覺得,原來身分是流動的。雖然我講中文,長著一張華人的臉,但有時你是隱形的,這是我在臺灣生活的一個深刻感受。”身邊的臺灣朋友有時會忘了她是大馬人,但在更深的地方,比如文化的養成、口味的喜好,兩地的隔閡始終存在。
每年,她也必須更新居留證,反覆向有關單位證明自己能夠合法待在這片土地上。這是身在自己的國家所不會有的體驗。
“就算日常多麼融入臺灣生活,你還是要注意自己‘過期’的時限。所以我開始好奇,這種身分的重疊在一個人身上會形成什麼樣子。”
這一刻,她想起了自己的父親。
籌拍《跳飛機》 與父親開始有話聊
20世紀末,錫米價格暴跌,怡保一帶的礦場紛紛倒閉,震盪了整個環境的經濟結構。為了生計,父親與許多當地青年一樣,“跳飛機”到國外打工。
對當地人而言,“跳飛機”是極其普遍的現象,普遍到李慈恩必須跳出來到國外生活,才會想起原來這件事並不平常。於是,畢業作的提案,她決定以紀錄片的形式,回到家鄉務邊拉灣古打(Lawan Kuda)追溯父親的故事,把這個若即若離的人重新認識一遍。
父親第一次離開,李慈恩約莫兩歲。八歲那年,父親回馬待了一陣子,做焊接工人。後來為了讓成績優異的女兒升上好中學,父親又飛走了,到現在也沒回來。
“我不會完全很悲觀看這件事情。我的父母都是藍領階級,但他們真的供我來到臺灣讀書,他們犧牲了親子時間,去到國外重新工作、生活,這是一件很有勇氣的事。他們身上有一種野性,我很喜歡,我覺得自己也繼承了某一部分的野性,讓我有自信在臺灣闖蕩。”
在紀錄片《跳飛機》中,李慈恩採訪了妹妹、母親,以及父親友人,透過不同視角,彌補從小缺失的父親形象。片子完成後,她有找到心中渴求的答案嗎?
“我覺得有達到我的目的。我原本想像這是一封給父親的家書、情書,想讓他看看離開十多年後的家鄉現在長什麼樣子,”分隔已久的兩人,通話次數越來越少,但為了籌拍《跳飛機》,兩人開始有話聊了,“我會要他推薦朋友受訪,向他拿聯絡方式。我從中學到,如果你想跟一個人連結,就要主動一點,主動可能需要勇氣,但好過沒有。”
紀錄片是一個媒介 參與別人的生活
生命的相互連結與碰撞,正是李慈恩喜歡拍紀錄片的原因。
除了父親的形象變得更明朗,原本只是從小會在住家對街路過的安哥們,也因為《跳飛機》的緣故,李慈恩有機會走入他們的生活場域,看見他們不再扁平的模樣。
在此之前,她曾拍攝一部以三位臺灣外籍新娘為敘述者的短片《我從_來》,有者是她在餐廳打工認識的阿姨,有者是同學的親戚;目前,她正追蹤一個臺灣原住民族重奪自身文化與姓名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紀錄片是一個媒介,讓我參與了很多人的生活。他們都是我在不同生命階段遇到的人,我好奇他們怎麼去克服自己的困境。”
吸引她去探索的困境,往往與身分認同與身分重疊有關。除了原生家庭與留學經歷的影響,是什麼在驅使著她一部接一部去挖掘人在邊界遊移的複雜性?
“我覺得身分認同這件事很有趣,到頭來其實你是在觀察一個人怎麼活下來。我喜歡從這些很草根的人身上怎麼長出自己的根這件事做學習吧。”
至於李慈恩要把自己的根紮在哪裡,早在她拍攝臺灣外籍新娘的故事時,或許已經得到解答。
“拍攝那天,我看到她桌上擺著一杯水,水裡裝著萬年青,我問她,為什麼不把萬年青種在土裡。”這道問題,也對應著她自身要留臺或返馬的掙扎,當兩邊都有自己的足跡,怎麼卻感覺沒有地方可以回去?不想眼前的阿姨悠悠地說,“這些東西很容易長的嘛,你放在那邊,它就會慢慢把根長出來了。”
這是一次她很珍惜的生命的碰撞。
“她提醒了我,人總會找到方法活下去,反正不管你選擇待在哪裡,都要認真活著就好了。”
“藝術工作者 有責任連結每個人的生命”
原來困擾自身許久的迷茫,解方竟是如此簡單:認真生活,認真拍片。我們都會長出自己的根。
畢業兩年後,如今的李慈恩早已做出選擇——待在臺灣繼續創作,同時不忘回頭凝望自己的家鄉。“我還是想做馬來西亞的題材,理想的狀態,是半年在臺灣,半年在馬來西亞。”
目前,她也打算將23分鐘的《跳飛機》短片,延伸拍出一部長片。雖然影片聚焦父親的個人生命軌跡,但已足以反射出一整個非法經濟移民的群體故事,在她看來,這興許是一部紀錄片或藝術作品的意義所在。
“你只要把個人的故事講好,其實你就在講著一個社會和歷史的東西。因為一個人的出生,它是承載著一個社會的期待和一個家族歷史的堆疊,這個人才會出現在這裡。”
這份意義醞釀的結果,就是促成更多“生命的碰撞與連結”的發生。所謂的連結,不只發生在李慈恩與受訪者之間,也發生在受訪者與觀眾之間。
“我覺得藝術工作者,很大責任是連結每個人的生命。我用我的觀點跟你說這個人的故事,把他介紹給不認識他的人,這個原本可能不起眼的人會慢慢立體起來,這就是一個連結。人專注在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但你不能不看看周圍的環境,不能不覺得旁邊發生的事與你有關,其實所有事情都息息相關。”
這是李慈恩作為影視工作者,當下所持有的一個不淺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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