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委会成员绕过国会审查 净选盟促首相解释
(八打灵再也8日讯）选举委员会委任新成员竟没有经过国会的审查，净选盟（Bersih）对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和团结政府感到失望，并促请政府解释，是否又一次“竞选宣言不是圣经？”
净选盟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严厉批评政府，要求政府接下来一定要通过国会遴选委员会，委任即将在5月10日退休的选委会主席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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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选盟主席莫哈末法依沙宣读净选盟督导委员会的声明说，根据选委会的脸书贴文，拿督哈芝沙迪在5月6日（星期一）履职，这个最新进展令人失望，显示安华和团结政府并没有认真对待选委会的改革。
他说，希盟和国阵都是现任昌明政府的主要成员，但两个联盟都不尊重自己起草的宣言，从而加深了昌明政府不认真改革机构和推动更进步和包容性的政治文化的印象。
他强调，希盟和国阵都承诺将通过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审查重要任命。《希盟第15届全国大选竞选宣言》第15项承诺是加强机构诚信，选委会、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和警察总长等关键职位必须先由国会审查。同样的承诺也在国阵的行动和努力计划文件中提到，这是国阵第15届全国大选竞选宣言的主题。
他说，为弥补这个失误，昌明政府只有即刻宣布，在选举委员会主席丹斯里阿都干尼退休后，成立国会选举事务常设委员会，来委任新的选委会主席。
他说，该常设委员成员应包括朝野两党的国会议员，并为委任选委会主席设定明确的程序和标准。
“公平、廉正、积极进取的心态和实施改革的决心、非政党成员或在政党中担任重要职位、具有选举相关知识、没有犯罪或严重选举违规记录，必须是选委会主席的关键标准。”
他强调，如果没有落实这个措施，昌明政府和首相安华不可再使用改革这个词，因为迄今为止，这只是一种口头承诺，公众将继续质疑改革的承诺程度。
亚历山大：再次竞选宣言非圣经？
净选盟督导委员会亚历山大质问首相，现在他的借口又是什么？
“难道又是另一次的竞选宣言不是圣经吗？”
黄国兴：否认竞选宣言？
净选盟执行董事黄国兴说，或许政府会再一次指这不是团结政府的宣言，对此他质问政府是否会否认竞选宣言。
“安华，你会像马哈迪一样吗？”
黄彦铬：透明委任很重要
净选盟署理主席黄彦铬指出，接下来我国将展开选区划分，选票等值是选区划分的关键一环，可以预测无论是政府或反对党都可能炒作种族或宗教议题，因此选委员成员的透明委任非常重要。
他强调，相比其他政治改革或者选举改革，这个公开委任相对简单，只要透过国会赋予权利就可以完成，无需修改法律。
出席今日新闻发布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包括Undi 18、人民之声和Tindak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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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此书讨论的是马来西亚（正在进行式的）民主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场公民运动即净选盟集会——这可说是一个时／世代的共同记忆；二来，纵览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相关论述中，《街头的共同体》不仅突破族群的论述框架，也带我们一起思考新政治的可能。
去年底，季风带文化出版《街头的共同体：马来西亚净选盟大集会里的国家与族群》一书，不免吸引对政治感兴趣或社会学徒如我的眼球。一来，此书讨论的是马来西亚（正在进行式的）民主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场公民运动即净选盟集会——这可说是一个时／世代的共同记忆；二来，纵览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相关论述中，《街头的共同体》不仅突破族群的论述框架，也带我们一起思考新政治的可能。
我所指的“新政治的可能”，源自于作者冯垂华在书中一开始的提问：“社会运动如何透过由下而上的公共行动创造新的意见和身分，并以此抵抗官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述？它又如何影响了社运参与者的族群关系？”换言之，作者的思考点是把净选盟集会作为一个“社会实验”的场合。因为，在作者的历时性研究与分析中，马来西亚的公共领域早已被殖民时代“分而治之”的治理，分割成以单一族群为首的不同区块，而活跃的大部分也都是各族群的菁英分子。
或许你会说：不会啊，嘛嘛档最能体现跨族群互动的公共空间了！不过，实际上却非如此。根据作者访谈28位受访者的分享中，除了一般日常生活中必要的工作场合、教育场所之外，最有可能的互动却是在非营利组织、公民团体的交流活动中。而且，一般民众要参与交流活动是具有一定门槛的要求。在田野过程中，作者发现嘛嘛档虽然充斥着不同族群的民众，但彼此间几乎没有交集。也就是说，若要打破依循族群边界的社会网络，往往只有是以功能性为主导的交流，比如商业性质的活动。
在这一意义下，社会运动（可能）提供了跨族群交流的契机，让街头上的“我们”可以在工作与学校之外，连结彼此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虽然在作者的研究发现中，各族群之间的互动相当有限，但它推进并奠定了国内公共空间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人民”一词的内涵也经由在运动中的不同互动、交流之后，不仅有了有别于以往的新认知——兼具“公民”及“民族”的身分，也让参与者可以带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将其实践。
作者将上述新意识视为人民在社会结构限制下展现能动性的动力源，由此有机会开创出各族群对国内议题讨论的公共领域。只是，在书中最后的〈补记〉中，作者也指出“白旗运动”和“黑旗斗争运动”的胜利，源自于“去政治化”、“政府失能”以及“民间能动性”。
不禁让人犹疑，人民是否也得是对在既有国家政策下，某种倾斜式的公民权益缄默，我们才有可能被视为是一个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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