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我們沒有足夠的受過教育的開明人士來設計我們自己的方法來確定我們在教育等方面的現狀以及我們應該走向何方?我們聽信世界銀行的報告、《經濟學家》的報告或新聞自由指數的結果到底是為了什麼?
ADVERTISEMENT
從教育和新聞自由到我們的幸福指數,大馬人經常對我國在各個領域的國際指數的新聞做出強烈反應。
我總是在想,為什麼我們會因為這些結果而變得激動、高興或自吹自擂。當記者問我,我所在的大學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的表現如何,或者我對世界銀行關於大馬兒童的最新報告有什麼看法時,我就會想:“我們究竟為何要讓別人的衡量工具來決定我們做得好不好?”
難道我們自己做不到嗎?難道我們沒有足夠的受過教育的開明人士來設計我們自己的方法來確定我們在教育等方面的現狀以及我們應該走向何方?我們聽信世界銀行的報告、《經濟學家》的報告或新聞自由指數的結果到底是為了什麼?
在我的一生中,我讀過我們國家的政治和我們本身公民的評論,也接觸過很多學者,我認為我們的教育界和媒體界有很多優秀且有思想的人,他們實際上可以對我們是否有沒有問題做出真正的評論。
如果給予這些人足夠的資源和激勵,他們也可以提出我們應該在教育、媒體或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政策方向。
我對我們的人民有絕對的信心。我可能對政府的選擇沒有十足的信心,因為大多數情況下,政府的選擇都帶有“誰會給政府打高分”綜合症。但我確信,這屆政府是我們將看到的最真誠的一屆政府。
教育和新聞自由這兩個問題證明了我的觀點。
當我們談論教育時,無論是學校還是大學,只需看看我們的離校生和大學畢業生是如何利用社交媒體和處理全球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了針對麥當勞、星巴克、肯德基和其他國際品牌連鎖店因哈馬斯-以色列戰爭而發起的破壞性抵制行動。我們看到,有人單方面強調這些抵制行動會危及成千上萬依靠這些抵制企業維持生計的大馬人。
我們還可以從投機政客在襪子問題上激起的不信任和仇恨來衡量我們的教育,以至於發生實際的炸彈事件——這是這個國家從未有過的現象——併發出武士刀威脅。
這些難道還不能說明我們的教育問題嗎?哎呀,僅憑這兩個問題,我就可以寫一整篇博士論文來批評從學校到高等教育的整個教育體系。為什麼我們需要由那些通過評估賺取數十億美元的外部機構來進行排名?
對我來說,這很簡單。我們選擇了以行業為主導的教育體系,培養訓練有素的辦公室職員、工廠工人以及建築師、律師和醫生等專業人士。我們為此獲得了A+。
我們得到F-的原因是,我們無法培養出接受信仰、文化和思想多樣性的公民。我們也未能培養出一代有思想的人,能夠質疑宗教、歷史、政治和社交媒體錯誤信息所造成的框框。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
我們需要世界銀行的報告來指明方向嗎?
世界銀行關心的是誰能去辦公室或誰能扮演專業角色。我不認為世界銀行會關注襪子問題或抵制麥當勞的細節。
我看到了細枝末節。不過,我想我是唯一一個。
一位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行納粹禮,並明確寫道他支持希特勒在二戰期間實施的大屠殺,那次大屠殺殺害了數百萬猶太兒童、婦女和老人——然後,當一位客座教授指責我們是大屠殺的支持者時,我們很不高興。
一位部長下令取消這次活動,而該大學的教授們也在為未來的晉升而擔憂。我想,對一所關閉校門、切斷電源,以至於某個名叫安華的反對黨政客無法發表演講的大學而言,期望其在知識討論中保持獨立立場未免太過奢求。
對我來說,我國大學令人震驚的表現,可以從它們對影響國家和人民福祉的所有問題保持震耳欲聾的沉默中清楚地看出。
接著,還有馬來西亞在最新的新聞自由指數中的排名下降,引起了一片譁然。
現在,我不知道,也永遠不想知道,衡量新聞自由的標準是什麼。在我看來,如果一個國家的新聞界沒有把人民的安全、穩定和福祉放在首位的智慧,而是把讀者流量放在首位,那麼我認為我們就不應該有新聞自由。
在馬來西亞這樣一個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政客們煽動和操縱著不同族群之間的仇恨和不信任的國家裡,我們不希望新聞自由得到A+的評分。
請想一想:在這個國家,我們面臨著一些問題,比如受僱的網軍和煽動者,他們試圖通過打種族和宗教牌以及煽動謠言來破壞合法選舉產生的政府的穩定。在無節制的社交媒體文化中,這就好比在離河流三米遠的地方蓋房子。當一場暴雨席捲而來並持續5個小時時,我們的房子就會被沖走,而我們卻躺在床上睡覺,牆上還驕傲地釘著新聞自由證書。
是時候從我們自己的噩夢和現實中醒來了。現在是我們齊心協力的時候了。
如果這個團結政府不任命健全和有能力的人來提供必要的成敗衡量標準,以及可行和正確的方向,那麼我們就應該任命我們自己——有明顯常識的普通人——來從網絡空間指導國家。
這並不難。只需看看周圍需要做什麼。
是的,我們仍然可以參考那些世界銀行的報告、國際學生評估計劃(PISA)大學的分數、新聞自由指數等——但只是把它們當作一個粗略的評估,而不是上蒼的旨意。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