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云起 | 中经济成就引争议 有夸赞有批评

世界上几乎不可能再找到一个国家，人们对它的经济表现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评价。即便它的经济发展被一些经济学家作为成功的典范而倍加夸赞，另外一些人对它的批评和怀疑却从来没有改变。这就是最奇葩的中国现象。

这些年来很多人意识到中国已有的经济成功不过是技术模仿的结果—是的，没有人否认贸易和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但这一看法无法反驳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成就。世界上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没有能取得像中国的成就。批评中国至今并没有拥有少数关键技术，甚至大多数技术是用市场规模的诱惑换来的，实属吹毛求疵。

商业的成功才是技术成功的最好见证。中国无疑在经济发展中成功使用了大多数来自西方的原创技术，但单单这一点无法让我们弄清楚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现有的技术上实现快速的升级和迭代。中国在5G、新能源、锂电池和EV、人工智能、AI等商业领域无疑站到了世界的前列，这是事实。正确的问题应该是-—正如萨默斯曾经说的那样—一个人均收入只有美国四分之一的国家如何能做到拥有数量如此众多的世界领先的科技公司？

去年金刻羽出版了自己的新书《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在这位来自LSE的年轻华人经济学家看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实在太深了，由于理解中国的方式过于政治化以至于几乎无法认识到中国其实是个真正有创新的了不起的国家。说来也巧，同年，MIT的华裔经济学家黄亚生出版了《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他基于历史的观察得出结论，除非能突破现有的国家模式，否则中国历史上的衰落可能重演，这是因为难以克服的国家传统不可能允许不受控制的创新。总体上他对中国的批评相当尖锐。在他看来，邓小平的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不过是使用了西方发明的技术，改头换面而已。

中国能同时为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提供证，这确实不同寻常。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保留大型国有企业的做法和国家实施的范围广泛的产业政策成为那些指出中国经济低效率、资本错配和金融扭曲问题的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证据。而那些称赞中国经济的韧性与超强竞争力的经济学家则更看重庞大的民营企业部门的创新活力和中国基层政府提供的几乎完美的亲商环境。很多观察家对来自高层的政策和战略文本持批评态度，但那些文本极有可能掩盖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空间，而民间企业往往更受到这一空间的保护。当然，地方政府的这种自主性并非一成不变，但多数情况下，地方根据自身条件制定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政策是被鼓励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本身就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快速增长的电动车的出口。这些年中国在电动车和锂电池等领域迅速崛起，领先日本和欧洲，成为全球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批评者认为这是中国长期实施产业补贴政策的结果，而辩护者则认为国内市场充分竞争的环境才是中国在电动车领域获得成功的关键，换句话说，中国提供了一个靠自由竞争实现技术进步和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标准样板。

有意思的是，补贴与竞争在中国是同时发生的。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经济学家更多地去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分割化的地域特征。少数技术成功的企业要能够推动一个新兴产业的崛起，必须克服巨大的投入门槛。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这需要获得来自发达的金融与资本市场的配合与支持。即便这样，企业仍然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实现有效的规模和竞争力。由于固定成本巨大，最初阶段的补贴在任何国家似乎都是需要的，区别在于，在中国，这一成本很容易被数十个地方政府来分担—在这里，经济的行政分割起了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分割化常被作为中国经济的软肋而饱受批评。给定愿意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补贴和设立投资引导基金的地方政府数量众多，巨大的固定成本被分摊，加速了企业进入这一领域的速度。因此，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一旦类似新能源汽车这样的新兴行业被鼓励，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和更大的产能形成。这些产能被分割在各地，相互独立，市场高度竞争。坦率地说，中国很难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少数巨头企业垄断市场份额的现象。得益于完备的产业分工生态体系，中国企业从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中获得了竞争力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