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雲起 | 中經濟成就引爭議 有誇讚有批評

世界上幾乎不可能再找到一個國家，人們對它的經濟表現會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評價。即便它的經濟發展被一些經濟學家作為成功的典範而倍加誇讚，另外一些人對它的批評和懷疑卻從來沒有改變。這就是最奇葩的中國現象。

這些年來很多人意識到中國已有的經濟成功不過是技術模仿的結果—是的，沒有人否認貿易和來自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對中國的重要性，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但這一看法無法反駁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成就。世界上大多數低收入國家沒有能取得像中國的成就。批評中國至今並沒有擁有少數關鍵技術，甚至大多數技術是用市場規模的誘惑換來的，實屬吹毛求疵。

商業的成功才是技術成功的最好見證。中國無疑在經濟發展中成功使用了大多數來自西方的原創技術，但單單這一點無法讓我們弄清楚中國為什麼能夠在現有的技術上實現快速的升級和迭代。中國在5G、新能源、鋰電池和EV、人工智能、AI等商業領域無疑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這是事實。正確的問題應該是-—正如薩默斯曾經說的那樣—一個人均收入只有美國四分之一的國家如何能做到擁有數量如此眾多的世界領先的科技公司？

去年金刻羽出版了自己的新書《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在這位來自LSE的年輕華人經濟學家看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誤解實在太深了，由於理解中國的方式過於政治化以至於幾乎無法認識到中國其實是個真正有創新的了不起的國家。說來也巧，同年，MIT的華裔經濟學家黃亞生出版了《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他基於歷史的觀察得出結論，除非能突破現有的國家模式，否則中國歷史上的衰落可能重演，這是因為難以克服的國家傳統不可能允許不受控制的創新。總體上他對中國的批評相當尖銳。在他看來，鄧小平的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不過是使用了西方發明的技術，改頭換面而已。

中國能同時為兩個截然相反的觀點提供證，這確實不同尋常。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領域保留大型國有企業的做法和國家實施的範圍廣泛的產業政策成為那些指出中國經濟低效率、資本錯配和金融扭曲問題的經濟學家經常使用的證據。而那些稱讚中國經濟的韌性與超強競爭力的經濟學家則更看重龐大的民營企業部門的創新活力和中國基層政府提供的幾乎完美的親商環境。很多觀察家對來自高層的政策和戰略文本持批評態度，但那些文本極有可能掩蓋地方政府的政策創新空間，而民間企業往往更受到這一空間的保護。當然，地方政府的這種自主性並非一成不變，但多數情況下，地方根據自身條件制定有利於本地經濟發展的政策是被鼓勵的。

事實上，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本身就是最容易引起爭議的地方。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快速增長的電動車的出口。這些年中國在電動車和鋰電池等領域迅速崛起，領先日本和歐洲，成為全球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批評者認為這是中國長期實施產業補貼政策的結果，而辯護者則認為國內市場充分競爭的環境才是中國在電動車領域獲得成功的關鍵，換句話說，中國提供了一個靠自由競爭實現技術進步和消費者福利最大化的標準樣板。

有意思的是，補貼與競爭在中國是同時發生的。要理解這一點，需要經濟學家更多地去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和經濟分割化的地域特徵。少數技術成功的企業要能夠推動一個新興產業的崛起，必須克服巨大的投入門檻。在大多數西方國家，這需要獲得來自發達的金融與資本市場的配合與支持。即便這樣，企業仍然需要足夠的時間才能實現有效的規模和競爭力。由於固定成本巨大，最初階段的補貼在任何國家似乎都是需要的，區別在於，在中國，這一成本很容易被數十個地方政府來分擔—在這裡，經濟的行政分割起了作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經濟分割化常被作為中國經濟的軟肋而飽受批評。給定願意為發展新興產業提供補貼和設立投資引導基金的地方政府數量眾多，巨大的固定成本被分攤，加速了企業進入這一領域的速度。因此，在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下，一旦類似新能源汽車這樣的新興行業被鼓勵，一定會有更多的企業進入和更大的產能形成。這些產能被分割在各地，相互獨立，市場高度競爭。坦率地說，中國很難形成類似美國那樣少數巨頭企業壟斷市場份額的現象。得益於完備的產業分工生態體系，中國企業從網絡外部性和規模經濟中獲得了競爭力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