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曉得無國界記者組織在媒體生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後,是否對它的方法學進行深刻的反思,尤其我們正處在一個假新聞氾濫的後真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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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一度是國內衡量媒體開放程度最重要的標準,尤其在80與90年代馬哈迪掌權的高壓時代。當年的茅草行動關閉三家主流印刷媒體後,新聞管制成為常態。之後爆發的安華革職後的政改運動,爭取新聞自由的呼聲更是響徹雲霄,那時控制媒體成為控制國人思維的手段之一。所以不難理解,2024年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掉落34位,一時之間成為社運和媒體的話題。
此時此刻的大馬,相比當年的高壓氛圍,不少課題都可以自由報道,也沒聽說有什麼太上總編輯之類的內幕了。這是因為大馬經歷了多年的民主抗爭,各類醜聞滿街傳,對政客指責的尖酸刻薄之能事,創意無限已經處於登峰造極之境了。有位社運長輩在臉書發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跌那麼厲害?”
在排名發佈的簡單分析中,無國界記者組織指政府經常封鎖批評它的新聞網站。這個說法讓熟悉媒體生態的朋友驚訝。目前的一些所謂的“新聞網站”,有些是由政治集團專門散播各類種族和宗教情緒的平臺,嚴格而言,它們並不是像主流媒體般有編輯把關的新聞網站。所謂的“新聞網站”具有保守右派的政治議程,比如無國界記者組織曾經發文稿維護的TV Pertiwi。
不曉得無國界記者組織在媒體生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後,是否對它的方法學進行深刻的反思,尤其我們正處在一個假新聞氾濫的後真相時代。自由誠可貴,但不少研究證明,完全放任的社媒,製造社會輿論,激化種族和宗教間的矛盾,有者更直接操縱國家選舉,影響政黨政治。
所以一些打著自由旗幟渲染宗教和種族對立的右派人士,善用這個帶風向的工具。他們在自由的保護傘下,幹著宣揚宗教極端思維、反對性別平權、歧視他教等等勾當。然後,他們帶著偏見所製作的所謂“新聞”或社媒群組貼文被限制時,國內一些知識分子或社運人士,還是用過去那種80和90年代對媒體的認識,站出來維護那些人所謂的“新聞自由”。實質上,因為那些人,大馬的宗教氛圍更加保守化。
新聞自由指數的採集,主要來自知識界和社運人士。回顧歷史,我們確實很感激那些前輩們對新聞自由的堅持和推廣,才有今日的民主化。我們也切勿責怪他們的觀點沒跟上時代,因為主要原因是本地傳播學和媒體研究的後來者,沒真正從過往傳統媒體研究的框架,跨去探討新媒體面對的各類新挑戰,尤其新聞自由如何輕易被濫用的現象。相比印尼的媒體研究,大馬主流的看法依然停留在過去。
在一個缺乏編輯守關,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無國界記者和國內知識界,需要更全面地去認識所謂的“新聞網站”,以及定義什麼條件下的新聞才符合新聞的要求。不然,新聞自由被廉價地讓渲染宗教和種族仇恨者利用,去反對社會的開放、多元和自由,而採取行動去對付他們時,卻又被標籤為反新聞自由。
對於新聞自由指數的下跌,執政者有所反應,看來是在乎的。世界各類指數排名都在最前端的新加坡,多年來卻對這個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嗤之以鼻。在這個時刻,做對的事情重要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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