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意見】如何看見逼近的傷口——賀淑芳與傅向紅對談

聚焦最新作品《蛻》，創作過程中她必須面對一直以來的書寫困惑：“寫完〈別再提起〉，我其實對政治跟文學之間的界線，一直存有不安。很多人都覺得，文學和政治要有距離。”當然，《蛻》這本書最後呈現多面向的人物主體。他／她被政治環境影響，受到重大事件的衝擊，他們的身分不只是華人，也是母親、丈夫、女兒、孩子等。他們擁有不同的內在與經驗，以及不能言說的創傷。

“我想讓讀者看到的是，除了那個族群被帶到邊緣的位置，也希望大家看到我們對待性別的歧視，還有內心幽微的慾望。”一定有什麼主導著人們，意圖使他／她沉默——這跟政治上族群被邊緣化是同樣的權力關係。這種政治與分配，其實在生活中無處不在。

那麼文學與政治不能太靠近的文學觀念是如何形成的？“冷戰以來，因為當時有剿共的意圖，文學過度卸除了跟政治對話的可能，也強調文學不應該成為政治的宣傳工具。但我們不應該罔顧特殊的時代脈絡，照單全收，然後延續到今天。”

“我們不妨對政治作為書寫主題開放。”賀淑芳認為政治主題，應該是和婚姻、愛情、孤獨、個體等這幾種文學書寫主題處於同等位置。政治帶來的壓抑與衝擊，它形塑我們的力量是超乎想像的。這種真實也是自我主體的一部分，而文學應該自由探索任何範圍。

｜當作者進入田野｜

書寫五一三事件，除了尋找資料、查看舊報紙，賀淑芳接觸的受難者家屬並不多。她能理解他們的不安，很難繼續談及更多細節，也非常感謝僅有的幾次會面。如果與生活在當地的、當時參與社運的人對話，他們更願意談及事件的方方面面，比如當時怎麼度過緊急狀態的生活。

“如果有些空白的地方，對方停頓、不講，可是你會有所感受。我也會意識到，如果用很文雅的語言來複寫，那感覺是完全不對的。”田野考察工作為賀淑芳的創作帶來變化，也造就和過往有別的文學語言。“事實上，我們學習的書面語，是經過教育、經過某一個時代，比如經過冷戰時期，華人需要重建主體而提倡講華語運動。這是一種塑造民族的過程。”

從收集資料到田野工作，完成《蛻》後，賀淑芳察覺自己克服了當初的擔憂，跨越一種單靠想像、閉門造車的危機。為了接近當事人的視角與內心，她打破過往的美學語言雕塑，找到文學語言可以開放的界線，發出更真實的聲音。因歷史的全貌其實並不清晰，也無法完整。如何解釋、重新提起這段歷史，其實還是充滿很多空間和縫隙，這也是小說可以補充現實、鬆動框架的緣由。

她賦予人物、採訪者言說的力量，在小說中竭盡所能回應事件。如此一來，他們不只是逆來順受地經歷，而是能夠喚回屬於自己的記憶。這也是賀淑芳閱讀《在傷口上重生》的感悟。這本書使用第一人稱，記錄受難者家屬、目擊者的口述內容，行文樸素真實。比起報紙媒體刊登官方說明或其他解密文件，口述歷史富有感情，能夠貼近當事人。而國家檔案局能夠查找的資料不多，因為五一三事件在馬來西亞仍然是政治上的禁忌，更凸顯《在傷口上重生》是難得的一份記錄。

｜希望留住記錄與出版｜

傅向紅分享《在傷口上重生》的製作過程，首先強調自己身為口述歷史小組的一員，這一本記錄並不屬於自己的作品，“我只是負責一個平臺，想辦法讓這些故事成為一本書，有一個記錄。不算是創作，是集體努力而生產出來的成果。後來還有穎欣的加入，訪問了一個澳洲的學者，這篇收錄在英文版。”

英文版《在傷口上重生》名為Life After: Oral Histories of the May 13 Incident，於2022年出版，補充收錄專研東南亞史的學者Anthony Reid的口述內容。當時他在馬來亞大學歷史系執教，見證事件前後的政策變化。Life After也附錄本地學者Jomo KS的一篇後記，重新思考作為馬來西亞歷史分水嶺的五一三事件、剖析獨立前後馬來民族政黨的組織進程。

向紅很少出席公開活動討論這本書，也曾拒絕一些演講邀約，其實是有原因的。回想剛出版的時候，約莫2020年，是冠病病毒肆虐、政局動盪的時期。當時馬來西亞籠罩在威權復辟的陰影當中，而負責出版發行《在傷口上重生》的文運出版社，其旗下一本出版品遭到查禁。“我們當時很擔心，這本書好不容易出版，如果舉辦推介禮等活動，會不會是一種冒險。因為我們並不希望，這本好不容易收集來的故事，因為宣傳而遭受打壓。即便後來出版英文版，我們舉辦了一場簡單的推介禮，也是以比較謹慎的態度來面對。”

｜交還敘述歷史的權利｜

傅向紅覺得口述歷史和小說創作的共同點，在於介入記錄歷史的方法。過去傳統史學強調以官方書面記錄為主，重視歷史證據。“這證據以文字資料為主，特別以官方的書面資料為主，所以來自非官方、民間的資料難以進入歷史主流。雖然這幾年已有變化，很可惜馬來西亞還沒較多深入、全面的探討。”

口述歷史的重點，在於收集個體記憶，並將其列為資料。這種做法也會引起爭議、質疑，比如情感與記憶能否納入歷史書寫。因為人受情感、慾望影響，會修正記憶。而收集口述歷史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情感與記憶更應該成為歷史書寫的一部分，因為這裡牽涉人如何詮釋和經歷、如何述說歷史，所以值得記錄。

向紅補充，口述歷史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我們往往認為，專家寫的歷史才具有權威。口述歷史把述說的權利交給一般人，所以它有民主化的意義，歷史不再掌握於少數的專家，或者掌握在官方的手中。”

｜收集口述資料的難處｜

傅向紅從人文關懷接觸身體、醫療相關研究，一開始在2007年左右得知五一三墓園在雙溪毛糯麻風病院旁。自那之後過了10年，她就讀博士期間閱讀了不少文獻，也開始有更多想法，就此走進墓園。不止是記錄墓碑，注意保留墓地，也計劃花長時間蹲點收集口述資料。

回想收集口述資料的時期，她稍作停頓，只因沉重難以提起。“收集口述歷史的前兩年，因為要承受很多情緒和苦難。我用了很多年，才慢慢把那種情緒壓抑下來或遺忘，因為實在太不愉快了。”

除了共擔情緒，收集資料時最重要是尊重家屬的意願，由此放棄或選擇收錄成書。口述小組成員思考怎麼捕捉受訪者的日常語言，並嘗試讓讀者從第一人稱視角認識受訪者。因為這本書主要想傳達的是，不要把資料、經歷當成是工具，而是可以看出受訪者的情感、經驗和觀點。

｜面對創傷的過程｜

星葉書房的週末下午，前來聆聽講座的讀者大約有20位，間中有提問與回饋。其中一個提問是：關於受傷之後說不出來的狀態，文學要如何面對沉默？賀淑芳回應，要理解“不說”，是真正的交流。“沉默非常可貴，因為其中有非常真實的部分，雖然她／他沒有說出來，但其他人可能感覺到，還需要花很多時間，來想像、回應沉默。這是基於想要和其他人親密交流的願望，真正的親密。”

傷口源自衝突與威脅。面對威脅的時候，我們或會產生攻擊的衝動，也會迴避，甚至妥協接受現有的解釋。而面對傷口需要時間，這是漫長的過程，而文學、語言就是一種突破限制的媒介。

“並不是說我們講同樣一種語言，就可以彼此連結。如果文學可以讓我們瞭解彼此，那真正連接彼此的，應該是像夢一樣的語言。它可以真正治療人的內心，讓我們接受內在的混沌無序。就像向紅剛才分享的一些事，我們不忍的事，我們都不知道的秘密。”自五一三事件過去五十多年，淑芳希望也願意相信我們擁有重新提起的力量，因為馬來西人已共同度過許多好與壞。

（原稿上傳於27/1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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