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513的叙事：记忆、文学与口述历史？

“谈513时，我们的了解其实来自父母辈的记忆，进而形成个人记忆，而我们却没有自觉。我们每个人好像都需要先行去魅，了解个人的513记忆来源。”

她发现，面对这段充满暴力创伤的历史，各族群往往会在心中构建防火墙，进而产生族群本位的视角与记忆。“防火墙是我们对待记忆时的一个安全机制，这个机制让我们选择对自身最安全的记忆方式。”

魏月萍比较一篇刊登于《星洲日报》的文章“大华戏院五一三 50周年祭”与历史学者Abdul Rahman Ibrahim所撰写的《吉隆坡的513事件》（13 Mei 1969 Di Kuala Lumpur），前者是华社普遍记忆的大华戏院被攻击事件，后者则是华社鲜少提起的奥迪戏院流血事件。

“《吉隆坡的513事件》中提到奥迪戏院被华人私会党占领，华人观众都被劝离戏院，而戏院里头死的都是马来观众与士兵。”

“在马来叙事中，当时513之所以会演变成冲突，是因为马来人无法忍受华人当时比较极端的语言和行为。”

这些叙事不曾被纳入华社的集体记忆中，她扣问：“当不同族群身分，包括华人、马来人、印裔在谈513时，各自有不同的视角，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记忆？”

她解释，防火墙的外部是来自官方对于资料、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的控制，内部则是“源自过去记忆的传承，以致形成一种恐惧不安或不确定感”。

她以印度思想家南地（Ashis Nandy）在《记忆之工》中考察记忆的方法，即不只是将记忆视为过去式的事情，而是进行式的行为，进而发现记忆建构的过程，包括个人与集体记忆中缺漏、相互竞争、扭曲失真、凝缩浓缩、二次修饰的部分。

“他去处理记忆不是要把它放进博物馆或档案局，是要掌握更逼近历史真实的方式，关注的是被历史边缘化和忘却的人们。”

怎么影响民间？

另一方面，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小保表示513事件犹如历史幽灵，时不时被马来西亚当权、在野势力召唤，以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

他指出，513事件后所制定的国家文化政策，独尊马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影响所有族群的文化发展方向。

“其他文化唯有在不违背马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情况下才会被考虑成为国家文化政策。”

“不只是非马来人，马来人的文化也会被影响。只要马来文化违背伊斯兰文化，也会被排除在外。”

他形容，这最终导致非马来文化逐渐被边缘化，各族群文化被课题化。课题化指的是原本自由发展的文化受到国家政策管制，被部分精英决定其内容，民间社会则失去对于文化的话语权。

吴小保表示，198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华团运动对于后513局势的回应并无法撼动单元主义的国家文学政策。然而，华社在经历513之后，感时忧族的情绪强烈，进而产生强烈的文史保育使命感。

他举例，华社在保卫马六甲三宝山运动、广东义山搬迁的事件上，反抗能动性都很强。“感受到自己（的地位）随时会被抹掉，（华社）精英分子便时时刻刻想办法把自己的东西保留下来。”

口述历史：看见亲历者的生命

槟城理科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傅向红表示，513事件被高度符号化与政治化，其命名本身便直接影响人们怎么理解与记忆这事件。

她举例，有学者在事件发生后将之命名为“吉隆坡骚乱”（KL Riots），是局限在首都范围内的骚乱。然而，官方报告出来后，却以日期为事件命名，而且还定义为种族骚乱事件。

另一方面，事件的时间起始点怎么被述说，也是记忆政治的一部分。华社民间记忆一般追溯至当年选举结束后、反对党游行庆祝，或5月9日被杀的劳工党员林顺成丧礼游行。

官方报告则回溯至当年4月25日，巫统党员在日落洞被打死的事件。这也是马来社会忆述513的起点。傅向红表示，也有学者将事件回溯至1967年槟城大罢市事件（Hartal）或是二战后的族群关系。

“到底你要追溯513追溯到什么时候，也是记忆政治的一部分。”

“这事件变成各种政治势力挪用的一个符号，……513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操弄民众情绪的符号。”

她指出，民间社会对于513事件有两种主流论述，即将事件理解为种族冲突，或视为巫统党争的结果。她批评这两种论述都忽视亲历者的生命经验。“我很不满意这两大论述，这两大论述里看不到当年亲历那场骚乱的人，他们的故事与生命在哪里？”

傅向红在偶然的机会下，与团队到513乱葬岗收集513受难家属的口述历史时，“突然间，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就出来了”。

对她而言，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不只是补充官方史料的不足，更提供了新视角。她点出，民间常常渴望官方解密513事件，却忽略亲历者的生命经验，以及后续的影响。

“官方资料不再是主要参考的对象，你可以将这些血肉之躯带进历史现场，口述者的情感、情绪等都是在官方资料不会有的。”

文学的五一三：女作家如何翻转国家叙事？

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苏颖欣则挖掘513文学中被主流叙事忽略的问题，以虚构的文学去叙述历史的真实，进而丰富513的内容。

她以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的“现在时的历史”作为方法，文学能够让个人叙事被纳入历史叙事中，让个人情感记忆去承担历史，也得以避免513历史被神秘化、被目的化或沦为“没有情感只有史料”的苍白言说。

她指出，在国家叙事中，形容国家的字眼如“母国”、“母语”等，往往隐喻国家性别为女。然而，国家的行动者、执行者如“国父”、“土地之子”（bumiputera）则皆是男性。“在性别化的社会里，我们看到二元对立的性别观，男性是公领域、大历史、政治的主体，女性则是小历史、去政治、（隐藏在）背后的形象。”

苏颖欣也是主办单位业余者成员之一。她认为，女性过去被国家叙事所排除在外，近年来后513女性作家则企图翻转这种叙事，以小说人物去颠覆二元对立的国家性别观。

她以今年刚出版、Hanna Alkaf所著的英文小说《天空之重》（以下简称《天》）（The Weight of Our Sky）为例，书中叙述一位马来女孩怎么在1969年种族暴动的吉隆坡街头寻找母亲。

她指出，书写513的小说中，常常提及华巫跨族群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马来女性看似解放，实际上却仍受制于男性的控制。但《天》却颠覆了刻板的女性形象，“《天》的华裔男性不可靠，马来女孩最终不依靠任何人帮助，独立自主地在混乱的城市找到妈妈。”

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护士母亲的描写也超越过往无力被动的女性形象，“是一个救赎的、有希望的母亲形象，最后她和女儿一起阻止了一场华、巫年轻人之间的械斗。”

《天》也打破了之前以离散和渴望离去为主轴的513文学作品，反而强调对于历史与土地的承担。“小说到最后使用一句马来谚语‘Di mana bumi dipijak, di situ langit dijunjung’，踩着这里的土地，就要承担天空的重量。”

（原稿上传于31/7/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