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513的敘事：記憶、文學與口述歷史？

“談513時，我們的瞭解其實來自父母輩的記憶，進而形成個人記憶，而我們卻沒有自覺。我們每個人好像都需要先行去魅，瞭解個人的513記憶來源。”

她發現，面對這段充滿暴力創傷的歷史，各族群往往會在心中構建防火牆，進而產生族群本位的視角與記憶。“防火牆是我們對待記憶時的一個安全機制，這個機制讓我們選擇對自身最安全的記憶方式。”

魏月萍比較一篇刊登於《星洲日報》的文章“大華戲院五一三 50週年祭”與歷史學者Abdul Rahman Ibrahim所撰寫的《吉隆坡的513事件》（13 Mei 1969 Di Kuala Lumpur），前者是華社普遍記憶的大華戲院被攻擊事件，後者則是華社鮮少提起的奧迪戲院流血事件。

“《吉隆坡的513事件》中提到奧迪戲院被華人私會黨佔領，華人觀眾都被勸離戲院，而戲院裡頭死的都是馬來觀眾與士兵。”

“在馬來敘事中，當時513之所以會演變成衝突，是因為馬來人無法忍受華人當時比較極端的語言和行為。”

這些敘事不曾被納入華社的集體記憶中，她扣問：“當不同族群身分，包括華人、馬來人、印裔在談513時，各自有不同的視角，我們要怎麼看待這些不同的記憶？”

她解釋，防火牆的外部是來自官方對於資料、社會記憶、歷史記憶的控制，內部則是“源自過去記憶的傳承，以致形成一種恐懼不安或不確定感”。

她以印度思想家南地（Ashis Nandy）在《記憶之工》中考察記憶的方法，即不只是將記憶視為過去式的事情，而是進行式的行為，進而發現記憶建構的過程，包括個人與集體記憶中缺漏、相互競爭、扭曲失真、凝縮濃縮、二次修飾的部分。

“他去處理記憶不是要把它放進博物館或檔案局，是要掌握更逼近歷史真實的方式，關注的是被歷史邊緣化和忘卻的人們。”

怎麼影響民間？

另一方面，華社研究中心研究員吳小保表示513事件猶如歷史幽靈，時不時被馬來西亞當權、在野勢力召喚，以推動自己的政治議程。

他指出，513事件後所制定的國家文化政策，獨尊馬來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影響所有族群的文化發展方向。

“其他文化唯有在不違背馬來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情況下才會被考慮成為國家文化政策。”

“不只是非馬來人，馬來人的文化也會被影響。只要馬來文化違背伊斯蘭文化，也會被排除在外。”

他形容，這最終導致非馬來文化逐漸被邊緣化，各族群文化被課題化。課題化指的是原本自由發展的文化受到國家政策管制，被部分精英決定其內容，民間社會則失去對於文化的話語權。

吳小保表示，1980年代至1990年代之間，華團運動對於後513局勢的回應並無法撼動單元主義的國家文學政策。然而，華社在經歷513之後，感時憂族的情緒強烈，進而產生強烈的文史保育使命感。

他舉例，華社在保衛馬六甲三寶山運動、廣東義山搬遷的事件上，反抗能動性都很強。“感受到自己（的地位）隨時會被抹掉，（華社）精英分子便時時刻刻想辦法把自己的東西保留下來。”

口述歷史：看見親歷者的生命

檳城理科大學政治學系講師傅向紅表示，513事件被高度符號化與政治化，其命名本身便直接影響人們怎麼理解與記憶這事件。

她舉例，有學者在事件發生後將之命名為“吉隆坡騷亂”（KL Riots），是侷限在首都範圍內的騷亂。然而，官方報告出來後，卻以日期為事件命名，而且還定義為種族騷亂事件。

另一方面，事件的時間起始點怎麼被述說，也是記憶政治的一部分。華社民間記憶一般追溯至當年選舉結束後、反對黨遊行慶祝，或5月9日被殺的勞工黨員林順成喪禮遊行。

官方報告則回溯至當年4月25日，巫統黨員在日落洞被打死的事件。這也是馬來社會憶述513的起點。傅向紅表示，也有學者將事件回溯至1967年檳城大罷市事件（Hartal）或是二戰後的族群關係。

“到底你要追溯513追溯到什麼時候，也是記憶政治的一部分。”

“這事件變成各種政治勢力挪用的一個符號，……513變成了一個符號，一個操弄民眾情緒的符號。”

她指出，民間社會對於513事件有兩種主流論述，即將事件理解為種族衝突，或視為巫統黨爭的結果。她批評這兩種論述都忽視親歷者的生命經驗。“我很不滿意這兩大論述，這兩大論述裡看不到當年親歷那場騷亂的人，他們的故事與生命在哪裡？”

傅向紅在偶然的機會下，與團隊到513亂葬崗收集513受難家屬的口述歷史時，“突然間，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就出來了”。

對她而言，口述歷史的重要性不只是補充官方史料的不足，更提供了新視角。她點出，民間常常渴望官方解密513事件，卻忽略親歷者的生命經驗，以及後續的影響。

“官方資料不再是主要參考的對象，你可以將這些血肉之軀帶進歷史現場，口述者的情感、情緒等都是在官方資料不會有的。”

文學的五一三：女作家如何翻轉國家敘事？

臺灣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蘇穎欣則挖掘513文學中被主流敘事忽略的問題，以虛構的文學去敘述歷史的真實，進而豐富513的內容。

她以日本思想家溝口雄三的“現在時的歷史”作為方法，文學能夠讓個人敘事被納入歷史敘事中，讓個人情感記憶去承擔歷史，也得以避免513歷史被神秘化、被目的化或淪為“沒有情感只有史料”的蒼白言說。

她指出，在國家敘事中，形容國家的字眼如“母國”、“母語”等，往往隱喻國家性別為女。然而，國家的行動者、執行者如“國父”、“土地之子”（bumiputera）則皆是男性。“在性別化的社會里，我們看到二元對立的性別觀，男性是公領域、大歷史、政治的主體，女性則是小歷史、去政治、（隱藏在）背後的形象。”

蘇穎欣也是主辦單位業餘者成員之一。她認為，女性過去被國家敘事所排除在外，近年來後513女性作家則企圖翻轉這種敘事，以小說人物去顛覆二元對立的國家性別觀。

她以今年剛出版、Hanna Alkaf所著的英文小說《天空之重》（以下簡稱《天》）（The Weight of Our Sky）為例，書中敘述一位馬來女孩怎麼在1969年種族暴動的吉隆坡街頭尋找母親。

她指出，書寫513的小說中，常常提及華巫跨族群的愛情故事，故事中的馬來女性看似解放，實際上卻仍受制於男性的控制。但《天》卻顛覆了刻板的女性形象，“《天》的華裔男性不可靠，馬來女孩最終不依靠任何人幫助，獨立自主地在混亂的城市找到媽媽。”

另一方面，作者對於護士母親的描寫也超越過往無力被動的女性形象，“是一個救贖的、有希望的母親形象，最後她和女兒一起阻止了一場華、巫年輕人之間的械鬥。”

《天》也打破了之前以離散和渴望離去為主軸的513文學作品，反而強調對於歷史與土地的承擔。“小說到最後使用一句馬來諺語‘Di mana bumi dipijak, di situ langit dijunjung’，踩著這裡的土地，就要承擔天空的重量。”

（原稿上傳於31/7/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