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徐梵澄寫信給侄兒徐崇善,說歲月悠忽,已至老年,正讀《百源學案》,有感一事。邵雍病重時,程頤去看望他,問永別以前,有何勸告。邵雍說:“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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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自號安樂先生,喜愛《易經》。他眼中的程頤為人嚴厲,一板一眼。他認為處事圓融,一切留餘地,才是待人之道。徐梵澄讚譽:“此乃閱世極深後,為後人作一極佳之箴言”,並提起“直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的人性弱點,要侄兒警惕。
經歷越多,越能消化前人智慧。引古人箴言,不過是提自己服膺的修行之道。徐梵澄處事恬淡,對物質不講究,也不慕名利。和他來往密切的鄰居詹志芳在〈瑣憶徐梵澄先生〉說他晚年寫作不要稿費。又說有一次她策劃給癌症病人開辦音樂會籌款,徐梵澄不留名,捐出1000元,為捐獻者中最高者。他去世後,詹志芳在遺物中發現另外多種捐款收據。
徐梵澄在印度33年中,其中28年是在阿羅須多創辦的修道院中,阿羅須多有聖哲雅號,和聖雄甘地及聖詩泰戈爾同列印度“三聖”。阿羅須多於1950年去世,晚年只專注著述,掌舵的是一位名叫密那的法國女人,裡頭的人稱她為“母親”,貴族出身,能力極強,從經費到實際管理,她一手操辦。
徐梵澄敬佩“母親”,有3次他起回國念頭,都被“母親”以中國局勢不穩定阻止,其中一次大發脾氣,說他躲不過反右和文革。修道院有具規模的手工造紙廠、印刷廠和發行網,“母親”給徐梵澄經費,讓他在香港購買華文鉛字,印刷他認為有用的作品。徐梵澄不領薪水,生活起居由“母親”照顧。他利用修道院收藏,完成多本著述。
揚之水不認同“母親”作法,孫波的《徐梵澄傳》依傳主,沿用“母親”,揚之水在她和陸灝合著的《梵澄先生》,則以“法國女人”稱呼她。她認為她雖然重視徐梵澄才華,“但實際上卻是將他作高級僱工使用的:不開工資,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書,出版後,也不給分文稿費,甚至書也不給一本的。”她去世後,學院衰敗,“梵澄先生才爭得了歸國的機會。”
連賓館錢也付不起
揚之水憤憤不平有其依據。1978年,徐梵澄回到中國,臨走前身無分文,只有一張機票。他到大使館,聽說他是魯迅和毛澤東的學生,又寫得一手文情並茂書信,雖無國籍,工作人員對他客氣,護照辦成。抵達香港,卻因為1949年以後不曾入住中國,需要簽證,回家日期又被蹉跎,還好香港朋友邵嘉猷資助,處理大小事,最後徐梵澄安然無恙抵達長沙三哥家。
家人不知怎麼處理這位一貧如洗的歸國學人,徐梵澄連賓館錢也付不起。最後長沙市外辦出面解決,將這位老僑胞安頓在市委招待所。孫波的《徐梵澄傳》敘述這一段尷尬行程。
最後聯絡上在社會科學院工作的好朋友馮至和賀麟,徐梵澄的學術地位被抬高至大師等級。他被安排到任繼愈領導下社科院宗教所,院裡無權任命一級研究員,他被定為一級半研究員。雖低馮至和賀麟半級,但是兩位老友對他關懷備至,以他華僑身分,將月工資定為500元人民幣,成為當時社科院中薪水最高研究員。社科院也答應徐梵澄要求:不參加政治學習,不帶研究生,不接受任何採訪。
淡泊慣了。“先生居室的簡單。大概是我所有認識的人中之最了。三室一廳的房子,朝南的書房內,一張書桌,兩個小書架,兩個沙發,還有兩個上了鎖的立櫥,僅此而已,沒有任何裝飾,也沒有電視機、音響之類的……朝北的一間,也是書房,桌上筆墨紙硯,旁邊還有一盤未下完的圍棋。”這是陸灝對他居所的描述。
加一則有關馬新小事。1973年,“母親”病逝,修道院停止出版工作,他的生活大不如前,閒時重溫古典,以優美筆調,敘述蒼涼而感傷的故事,發表在馬新華文報紙上。之前編輯頻頻來信索稿,說寫什麼登什麼,並且稿酬優厚。雖所得無多,但不失為小補。
他告訴揚之水,他的幾組文章“希臘古典重溫”、“澄廬文議”、“談書”,都是當時書寫。有一次友人將新加坡《星洲日報》剪報寄給他,發現編輯把“梵”寫為“焚”,一字弄錯,意思大變,真是由“靜”趨“動”,由“生”至“死”了。初覺滑稽,忽而又覺此中有歪打正著理趣。他說:“善哉,此等文字,焚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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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处事 不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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