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安详】阅世/何国忠
1990年5月，徐梵澄写信给侄儿徐崇善，说岁月悠忽，已至老年，正读《百源学案》，有感一事。邵雍病重时，程颐去看望他，问永别以前，有何劝告。邵雍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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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自号安乐先生，喜爱《易经》。他眼中的程颐为人严厉，一板一眼。他认为处事圆融，一切留余地，才是待人之道。徐梵澄赞誉：“此乃阅世极深后，为后人作一极佳之箴言”，并提起“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的人性弱点，要侄儿警惕。
经历越多，越能消化前人智慧。引古人箴言，不过是提自己服膺的修行之道。徐梵澄处事恬淡，对物质不讲究，也不慕名利。和他来往密切的邻居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晚年写作不要稿费。又说有一次她策划给癌症病人开办音乐会筹款，徐梵澄不留名，捐出1000元，为捐献者中最高者。他去世后，詹志芳在遗物中发现另外多种捐款收据。
徐梵澄在印度33年中，其中28年是在阿罗须多创办的修道院中，阿罗须多有圣哲雅号，和圣雄甘地及圣诗泰戈尔同列印度“三圣”。阿罗须多于1950年去世，晚年只专注著述，掌舵的是一位名叫密那的法国女人，里头的人称她为“母亲”，贵族出身，能力极强，从经费到实际管理，她一手操办。
徐梵澄敬佩“母亲”，有3次他起回国念头，都被“母亲”以中国局势不稳定阻止，其中一次大发脾气，说他躲不过反右和文革。修道院有具规模的手工造纸厂、印刷厂和发行网，“母亲”给徐梵澄经费，让他在香港购买华文铅字，印刷他认为有用的作品。徐梵澄不领薪水，生活起居由“母亲”照顾。他利用修道院收藏，完成多本著述。
扬之水不认同“母亲”作法，孙波的《徐梵澄传》依传主，沿用“母亲”，扬之水在她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则以“法国女人”称呼她。她认为她虽然重视徐梵澄才华，“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高级雇工使用的：不开工资，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书，出版后，也不给分文稿费，甚至书也不给一本的。”她去世后，学院衰败，“梵澄先生才争得了归国的机会。”
连宾馆钱也付不起
扬之水愤愤不平有其依据。1978年，徐梵澄回到中国，临走前身无分文，只有一张机票。他到大使馆，听说他是鲁迅和毛泽东的学生，又写得一手文情并茂书信，虽无国籍，工作人员对他客气，护照办成。抵达香港，却因为1949年以后不曾入住中国，需要签证，回家日期又被蹉跎，还好香港朋友邵嘉猷资助，处理大小事，最后徐梵澄安然无恙抵达长沙三哥家。
家人不知怎么处理这位一贫如洗的归国学人，徐梵澄连宾馆钱也付不起。最后长沙市外办出面解决，将这位老侨胞安顿在市委招待所。孙波的《徐梵澄传》叙述这一段尴尬行程。
最后联络上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好朋友冯至和贺麟，徐梵澄的学术地位被抬高至大师等级。他被安排到任继愈领导下社科院宗教所，院里无权任命一级研究员，他被定为一级半研究员。虽低冯至和贺麟半级，但是两位老友对他关怀备至，以他华侨身分，将月工资定为500元人民币，成为当时社科院中薪水最高研究员。社科院也答应徐梵澄要求：不参加政治学习，不带研究生，不接受任何采访。
淡泊惯了。“先生居室的简单。大概是我所有认识的人中之最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朝南的书房内，一张书桌，两个小书架，两个沙发，还有两个上了锁的立橱，仅此而已，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电视机、音响之类的……朝北的一间，也是书房，桌上笔墨纸砚，旁边还有一盘未下完的围棋。”这是陆灏对他居所的描述。
加一则有关马新小事。1973年，“母亲”病逝，修道院停止出版工作，他的生活大不如前，闲时重温古典，以优美笔调，叙述苍凉而感伤的故事，发表在马新华文报纸上。之前编辑频频来信索稿，说写什么登什么，并且稿酬优厚。虽所得无多，但不失为小补。
他告诉扬之水，他的几组文章“希腊古典重温”、“澄庐文议”、“谈书”，都是当时书写。有一次友人将新加坡《星洲日报》剪报寄给他，发现编辑把“梵”写为“焚”，一字弄错，意思大变，真是由“静”趋“动”，由“生”至“死”了。初觉滑稽，忽而又觉此中有歪打正着理趣。他说：“善哉，此等文字，焚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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